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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有多少国人能尽孝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四十六
在“4+2+1”的家庭结构下，无论精力、时间、关爱、费用，靠家庭来养老，来贯彻“孝”的理念，挑战将前所未有地艰巨。
□孙 涤
中国传统文化“以孝为本”，以此扩大代际合作，并确立家庭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其他诸如基督教文明的差别相当远。“孝”讲得滥了，颇有些陈腐味道，但在实际上，孝类似于一种社会契约，以强调幼者对长者的责任履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然的，没有律令一样畅行，而子女对父母则差得远。孝，作为带强制性的道义约束，是对人类的爱偏于下倾的补充。作为汉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色，它拓展了代际之间诚信，成为互助的强有力纽带。用乡间俗话来讲，“我们替你娶媳妇，你得为我们送终。”孝的纽带作用，尽在其中矣。
不过在以往的历史上，孝的履行很少受到过切实的考验。别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亲在的时间原本就很短。直到1950年，国人的平均生命期望还只在35至40岁之间，活过60岁的相当少。凡有病伤，过不了一年半载就挂了。
而今天已一切已全然改观。现在的父母、祖父母一般会活过70岁，退休后继续活30年也很正常。其间很多病痛都会出现，癌肿、痴呆症、行动不良等等，从前闻所未闻的潜伏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顽症，全都冒了出来。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老人卧病多年也成了通则。造成的结果从未曾有过：老龄人口颐养需要服侍照料的时间大为增加，医疗费用飞快增长。尤其在中国，这一切变化要“4+2+1”里的1来扛，而这个1 又是在4+2的百般呵护下长大的。这个1 还有自己的孩子（很可能不止一个）要教养，6个老人能于此相提并论吗？因此，无论从精力、时间、关爱、费用，靠家庭来养老，来贯彻“孝”的理念，挑战将前所未有地艰巨。
以为积蓄足够的钱到时就能买到社会化的养老保健服务，则又是个大大的误区。养老医保服务，很不容易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力”，这与电脑的内存，带宽，生产线的装配制造完全不同，是不能轻易扩张的。你能想象，一个护理工用流水操作法“改进”给老人喂饭，将人均服务时间缩短了75%吗？要是有个“超级月嫂”，声称有高科技武装，能同时带四个婴儿，包括你的宝宝，只要半价，你能相信吗？这类人际之间的服务是无法以效益的名义，来压缩时间、关注、信任和情感交流，或由机器来代劳的。劳动力供应的紧俏，在人际服务项目上，瓶颈将日益突出。眼下保姆、钟点工的酬劳涨得飞快，还不过是个开端而已。
所以，在6:1的格局下，任何有限的积蓄都会被腾涨的人际服务费用吃掉。中国这一代老人，注定不得不“自求多福”了。这个宿命在美国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所有的费用里涨得最快的，恐怕是数老龄人的长期照料支出（十几年间长了几乎有十倍，到了每年7万美金的地步，除了巨富几乎没人有能力扛得起），要知道，那可是在没有4+2+1 的倒挂结构下发生的。
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还在于一胎化的家庭政策所带来了的阴阳严重失衡，即使有心扭转人口规模的萎缩，比起别的国家困难要更大。现行的人口政策模型，有个基本前提假设，以为TFR下挫到1.5并不可怕，还了欠债后再让它重新返回到2.1就行了。但问题是，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性别结构中，女性明显短缺——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人类在其自身生产繁衍上，女性是主力，男性用武之地甚小，即便在其他生产上他们往往是主角。
这是本栏这两期讨论要谈的第二个问题，阴阳失衡，即在新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并试图指明，限制生育尤其是一胎化的措施，始料未及地造成或加剧这些矛盾，理应得到关注和分析，及早纠正或终止。还得反复强调，“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其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
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中国在传统上偏爱男孩。严格执行一胎化的限制以后这种偏向被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生100个女婴有104至106个男婴诞生，因为男婴的夭折率要超过女婴，特别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基本达到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都好过男性，乃事实上的强者。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女性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男性，也因此妇女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遭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限制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扭曲，导致中国年轻人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的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到了1990年增高为100:111，然后是1995年的100:116。2000年第五次普查发觉，阴阳失衡竟已高达100:118了。“阴阳失衡”的严峻挑战已不容再回避和推延了。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提）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