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法承受的剩男之困
——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四十七
观念要与时俱进,人口政策的失误,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孙 涤
让我们先借取韩国的经验来说明阴阳失衡的成因。韩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这个趋势引起举国担忧已有多年,却很难扭转过来。过去五十年韩国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崛起有了极大提升,加上婴孩夭折率大幅降低,并且掌握了生育规律和避孕技术,妇女的生育和成婚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多,即使结了婚也尽量少养孩子。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根深蒂固,新生儿性别失衡近年来虽已有所纠正,惯性却仍在延续。来看一组数据:韩国家庭的第一胎,女男性别的比例是100:104;但第二胎就变成了100:113,第三胎更上升到100:185;第四胎就更离谱,达到了100:209,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而对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扭曲,增加了韩国扭转人口萎缩趋势的艰巨性。
科技的累累突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更平坦的社会、更充分的城市化、更多的教育机会,妇女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促使她们少生和晚生孩子。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妊娠早期就能验证性别、有效避孕和安全堕胎等,助长了偏重男孩的传统观念的实现。在印度,城乡都有大量的广告,“你愿意花五万卢比解决日后五百万的嫁妆负担吗?”(印度有付巨额陪嫁才能嫁得了女儿的陋习)来诱劝家庭放弃女胎,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我国某些地区新生婴孩的男女比列扭曲甚至高达130:100,这是传统上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相应的技术,显然是不能做到的。
如前所述,经济运行一旦进入正常运行轨道,人口的成长就成为经济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要素。此时,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发生过的情况。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在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却难有用武之地。无法正常娶妻生子,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
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更令人不安的是,阴阳得不到平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升高,大幅度失衡,负面影响既深且广,而且还是多方位的。过剩的男性荷尔蒙聚集到了高危险水平时,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会面临根本性的威胁,它导致基础性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
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失衡,在经济方面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和发展的经验,再三体现了这个联系。
在经济层面,伴随城市化的建设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女性,不管在数量还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以美国为例,2009年开始就业人口里女性超过了一半;女性也开始在管理和行政等比较高级的白领职岗里占了多数(51.5%),这个趋势眼下还在扩大之中。例如,美国平均五个本科毕业生里三个以上是女性,女性硕士学位则超过了60%。目前美国的家庭收入超过42%是靠女方赚来的,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比率还只有2至6%。而且平均十个家庭里,倒有四家母亲比父亲的收入高。今天,中国妇女直追美国女性,正在经历这一系列的深刻改变。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同样的:其一、女性的主动拼搏。她们认识到,要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价值得靠教育。考入大学的女性在迅速增加,无论人数还是成绩都已明显领先男性; 其二、女性时来运转。技术和组织进步到了现今的阶段,所要求的劳务更适于女性的长处:耐心细致、善于语言沟通、敏于人际交流,正符合新增长的服务业的生产力的要求。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收入职位,无不随之起了质的变化。所以不难推论,性别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女性工作者的供应,从而成为高品质的城市服务的瓶颈。
在家庭层面,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有时你即便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迎来凤凰;儿子不得不入赘到女家,孙儿改姓女家姓氏,会变得寻常起来。套一句长期投资回报的俗话,生男孩的回报不如生女孩,那才是男孩家庭的尴尬呢。
而从政策层面看,若要在替“一胎制”松绑,不能像广东省目前建议试行的那样,规定在第一胎是女孩时才允许生第二胎,而应直接允许生两胎,对可能的第三胎才做一些适当限制。上文介绍的韩国经验,如果必须老大是女儿才准生老二,不但对纠正阴阳失衡效果慢,甚至还会有反效果。如果大众都能明白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不难懂得,即使是生两个女儿,“回报”都可能比两个儿子的更为可观。
总之,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观念要与时俱进,人口政策的失误,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