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

  ⊙叶 雷

  美国经济学家、“发展形式”理论创始人霍利斯·钱纳里，有个著名论断：在不具备普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关键性阻碍并改变它，就能加速发展。他认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扩展的改革。

  十九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有句名言，“自然不会飞跃”，那么，经济奇迹背后的“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独特在哪里？近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因素中，关键性阻碍又是什么？该如何改变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创始人黄亚生和《财经》杂志特约学术编辑李华芳主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就是希望在梳理“中国模式”的基础上，研讨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城市化”这一新的关键性阻碍。本书凝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这样的美国大学者，黄亚生、陈志武、文贯中这样的华人学者，以及茅于轼、秋风、陆铭这样不同背景的中国经济学者，围绕“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议题，他们的60篇专题论文从“中国模式”、“城市化”、“户籍、劳动力与土地”、“城市化的地方实践”四个大的方面作了细致探讨。

  本书的序言，是科斯在101岁时写下的《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转型只是起步》。科斯强调，“市场社会不是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户、经济特区等“边缘力量”将中国转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其尾声。”同时，科斯还尝试回答了“钱学森之问”，那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在事实中寻求真相，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总体上，本书多位学者对“中国模式”是持谨慎态度的。黄亚生教授从考察“中国经济奇迹的可靠事实”、类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巴西模式”、比较“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区别”三个方面，认为“中国模式”并不独特。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也指出，中国增长模式的缺陷是“对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停留在口头上”。秋风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制度便车”，以“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开放，保护产权” 三个方向的变革其实也只是“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版，因此他提醒说，中国需要谨防模式论陷阱，沿着“私人产权的扩展，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自治的发育，乃至于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树立” 继续努力。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众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是关键。就城市化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二是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三是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四是要关注城市病。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改革户籍制度、转移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变更农地用途以及拆迁补偿，是三个绕不开的难题。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还低于其最优水平，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城市正在复活，因此，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应继续扩张其规模，而不该小型化。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认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中国应通过内生型城市化走分享型、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张，通过发展特大镇来吸纳农民工。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中的诸多“城市病”，《财经》杂志的社论文章说要“挥别城镇化数字繁荣”；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强调应“从土地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该院另一位研究员李华芳认为“城市化的下一步，应朝进一步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走，要以市场为导向决定城市的规模，再辅以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北京学者秋风则主张用县辖市来矫正可能的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

  关于户籍、劳动力与土地，《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的作者们从“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谈起，认为“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值得坚守”，要求“放开户籍，以迁移自由促规模适度”，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调整歧视性公共服务”。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认为，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潜在增长放缓，需“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赢得技术和教育赛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与保障农业权益非两难，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浙江大学苏振华副教授认为“土地自由流转，农民才能致富”；同济大学胡景北教授认为“农业土地制度安排的改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土地私有化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则提出，“农村土地制度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最终的问题，还须回到城市化的成功实践路径上来。台湾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以台北内湖科技园区的发展为例，强调市场自发力量之下城市化的“偶然性”；浙江大学罗小朋教授以重庆为例，认为中国应围绕如何处置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与身份权利的交易，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自治的协商机制，给农民以选择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以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为例，认为城乡统筹过程中应体现自愿、同意和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实现人员、资本、货物、服务与土地的“五大自由流通”；文贯中以上海“老浦西”和“新浦东”同一区域城市化的不同途径与经历为例，强调了城市密度的意义，认为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庞大的国情下，应坚持走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李铁则强调借鉴欧洲城镇规划和治理经验，走可持续、绿色、低碳城镇化道路，并描绘了中欧城镇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图景。

  当局者不该迷，旁观者也未必清。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厘清中国经济过去和当下的真实情况，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以及准备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简直就是难上加难了。因此，即使有了出色的研究团队，《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也没有在单一逻辑的理论模型下，得出一致性的理论描述。但无论如何，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及社会未来健康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即使不同背景学者的评论带有偏颇甚至歧见，但他们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认真思考，本身就有不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