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与以往单纯的需求扩张式经济调控相比，带有明显的供给学派的特点，这是由目前中国正处于典型的结构转型期的国情所决定的。所以，把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政策理念单纯地归结为供给学派或其他单一学派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李 康
李克强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以来，颁布了一系列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的经济政策，力推经济结构转型，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各方纷纷对其经济治理政策进行解读及预判，并按上传统的学术派别的印记。其中尤以外行巴克莱中国的“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改革”影响力最大。
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觉，除了“结构改革”能反映新一届政府的部分思路外，其余两个概括均有失偏颇。“不刺激”并不是基本方针，而是有底线的。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全局风险，比如经济快速下降，企业利润急剧下滑，金融状况恶化，大规模失业等不利情况，或者综合来说当经济增长率跌破了7%的时候，放弃“不刺激”就将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的综合财政状况也完全具备充当适当时候强心剂的职责。而“去杠杆”，也要分行业来看，对目前我国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煤炭、有色、钢铁、水泥等，近期内去杠杆是不二选择，但对另一些行业，如金融等，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过度，恰恰是创新严重不足，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创新就还需要金融行业适当“加杠杆”。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明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就证明了这点。从李克强总理主管经济以来的诸多政策方针与经济规划可以看出，李总理的经济发展理念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推升要素红利、改善供给；以拉动城镇化拉动需求、稳定就业。笔者姑且把“稳就业、城镇化和改革红利”称之为李总理的经济发展理念的“三驾马车”。
先说“稳就业”，这是标准。
李总理在多个场合说过：“经济政策‘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这意味着目前的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仍是以保就业为主，保就业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拉动投资需求。国内目前的需求状况，明显受到收入增长有限的压制，消费的崛起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期有效的拉动需求政策，只能依靠投资。而投资中，唯一能拉的就是基建投资。这从近期经济政策可以得到印证。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经济环比增速开始下滑，随后经济回落对就业的影响逐渐显现，PMI就业分项从2012年6月起连续15个月收缩。今年二季度，在保就业压力之下，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对环保、基建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弥补房地产与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对就业的冲击。三季度基建投资累计增速高达25%。拉需求、保增长以稳就业的政策导向特征非常明显。
次说“城镇化”，这是手段。
“城镇化”是着眼需求层面的助推器。李克强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实际户籍人口城镇化还只有35%左右。考虑到居民城镇化过程中对交通、基建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未来中国城镇化要达到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所释放的需求，将是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城镇化可以推升投资空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增，带动中上游制造业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有其公共物品的特点，在创造就业、消耗需求的同时，并不产生新的产能；而城镇化在打开投资空间、继续释放人口红利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便能逐渐形成消费橄榄形的经济体，能有效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
再说“改革红利”，这是根本。
李克强多次强调：“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现实也是供给层面的改革成了市场对新一届政府期望最高的领域。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看，中国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与低成本资金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可能碰到瓶颈。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体系。这其中能够更快释放制度红利的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的领域可能涵盖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要素区域间流动、土地制度改革加快要素流转以及现代金融制度建设等。这想必是未来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的主要领域。可以预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这些做出更为完整、系统的阐释。
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倾向非常鲜明，尽管其经济政策强调解决供给层面的问题，实现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与以往单纯的需求扩张式经济调控相比，带有明显的供给学派的特点。但这是由目前中国正处于典型的结构转型期，尤其传统生产函数简单投入要素红利殆尽之时，宏观经济需求与供给层面问题复杂交错的转型国情所决定的。这意味着，如果要争取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可增长，经济政策必须从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着力。所以，把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政策理念单纯地归结为供给学派或其他单一学派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系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