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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教授王江
中国股市的发展和监管理念从初期开始，就存在一定的偏差。中国当时开发股市的目的在于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问题，而不是为了通过建立最佳的资本市场以指导资源的配置，这就影响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和作用的发挥。在此背景下，大量国有企业进入股市，但欠佳的经营情况无法给股市带来价值，而许多真正优秀的企业却被拒之门外。
若要谈及解决之道，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步地、有额度地开放二级市场资本账户，令投资者能够直接投资全球股市。一方面，资本的外流可能会给中国股市带来压力。但股价的压力会给上市公司带来经营上的驱动，从而迫使企业改革创新，即使企业被兼并重组，其经营状况也会得以改善。另一方面，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若海外资本能顺畅地进入A股市场，则股市不会像人们所担心的那么悲观，长远来看反而更为乐观，从而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也可引入国际机构投资者，推动股市的成熟。
王江简介：
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特聘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座教授，兼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美国西部金融学会理事，FTSE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及《数量金融》杂志主编，《金融市场期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并曾任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因其杰出的研究工作，曾获得多个国际权威机构奖项。
⊙记者 李彬 王文清 张苧月 ○编辑 于勇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对经济体制和金融市场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成为本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就中国金融改革全面深化，利率市场化推进的风险管控，自贸区建设加快进程等问题，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王江先生。作为国际金融界知名学者，王江教授对投资者关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本轮改革是重大且根本性的，为了顺利推行这些改革，需要关注的是改革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智慧、金融理念和技术安排，这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计划是否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突破在于，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政府宣誓了一个决心，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上海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出了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核心施政纲要，启动了市场期待已久的系统性改革，对本次全会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您如何评价？您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王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列出的清单来看，其总体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的作用以及推动经济转型，这与之前释放的改革领域的预期基本一致。
单从金融改革来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就不断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次的突破在于，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政府宣誓了一个决心，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不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意味着轻视政府的作用。市场的建立仍需要政府的主导，例如设立法律框架、合理市场监管、做好公共服务等。但是，政府的作用只是引导建立市场，而不是参与或干涉市场。待市场机制建立起来后，政府需要放手，让市场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去运行。即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政府应该有明确的划分。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治，一种更高境界的治，需要更高的智慧和信心。当然无为也有个科学的边界。
近几年，我国市场化的进程有所放缓，“政府的手”调控过多。举个例子，当前市场中，国有企业的规模最大，归因于国家把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导向他们。而市场中最具有生命力和创新力的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难的窘境，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存款利率和资金成本人为压低的市场环境中，银行贷款给大企业，收益欠佳，经济模式效率低下，这并非健康的竞争环境和增长机制。
如果规模带来的不是价值的创造，而是价值的消灭，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在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中，金融改革显得尤为突出。以上海自由贸易区而言，从狭义的概念上看，是以开放贸易发展为主。不过，在我看来，自贸区应更看重“自”，寻求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更大突破。
金融与贸易不同，金融需要的基础设施在于两块，一是政策环境，二是系统，并不需要大的物力和重资产投入。政府要做的是，圈定一个明确的空间，对金融领域尽量放开、尽量国际化，令金融改革早日突破。
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提金融改革，相关部门就提风险。其实，没有风险也就不会有发展，风险并不可怕。问题在于要科学的认识、研究风险，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去管控风险。这方面，现代金融的成熟技术是大有可为的。
当前是改革的好时机，中国应该下定决心，推动金融改革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上海证券报：作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学者，您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增长前景？
王江：中国在当前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很多基础性的短缺，例如产权的不清。通过交易，资源从效用低的地方流向效用高的地方，这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理念。但是，一个市场要真正运作起来需要产权分明。产权不明确，各种交易便难以进行。
举个简单的例子，发行企业债是企业融资的常见方式。然而国内债市一直起不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信用风险的评估和定价。在发达市场中，如美国，借贷契约明确，信用违约后，企业资产有清晰的流程可以清算。但在国内，因产权不明确，若企业无法偿还债务，其资产难以清算，从而使得信用风险含混、相应损失难以评估，借贷者会因此望而却步。这些问题都是经济改革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次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了产权，甚至提出了给农民适当产权的措施，是改革亮点。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让土地使用权流通起来，是一个好的方向，经济效益有望提高。不过，改革土地交易转化的同时，国家还需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土地的不流动，相当于强行给予了农民一种经济保障。如果农民把土地卖掉，一旦经济发生大的波动，他们将承担严重的风险。
目前信托公司参与了土地流转，将其做成信托计划，但这只为农民提供了一段期限的保障，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依然存在。日后，若风险暴露，其规模和涉及面都会很大。因此，在大型的金融改革中，一定要从制度上完善各方面的保障体系。这方面现代金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和方法。
中国经济到底该怎么走？我认为中国的GDP放缓并非坏事，说明国家已经深刻了解到以盲目追求规模来发展经济是不可为继的。经济的发展需符合经济规律，改革的进程势在必行。
目前，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较大的经济体量为中国提供了改革基础，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下定决心，通过金融改革的方式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讲究顺序和节奏，二级市场应首先“借船出海”，一级市场的开放应该在后。
上海证券报：您对中国证券市场现阶段的改革有何建议，您认为中国证券市场能否跨过当前阶段向成熟市场迈进？
王江：中国股市的发展和监管理念从初期开始，就存在一定的偏差。中国当时开发股市的目的在于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问题，而不是为了通过建立最佳的资本市场以指导资源的配置，这就影响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和作用的发挥。在此背景下，大量国有企业进入股市，但欠佳的经营情况无法给股市带来价值，而许多真正优秀的企业却被拒之门外。
若要谈及解决之道，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步地、有额度地开放二级市场资本账户，令投资者能够直接投资全球股市。一方面，资本的外流可能会给中国股市带来压力。但股价的压力会给上市公司带来经营上的驱动，从而迫使企业改革创新，即使企业被兼并重组，其经营状况也会得以改善。另一方面，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若海外资本能顺畅地进入A股市场，则股市不会像人们所担心的那么悲观，长远来看反而更为乐观，从而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也可引入国际机构投资者，推动股市的成熟。
需要注意的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很重要，节奏和进度也相当关键。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利率市场化应在前，资本账户开放则在后。由于我国利率非市场化的扭曲时间较长，储存了大量系统性风险。而化解风险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套恰到好处的设置，那么现阶段到底应该怎么做？可控的开放资本账户，便可为风险提供排气阀和风向标。
不过，在资本账户开放这个层面，应该先二级市场再一级市场。但我们的注意力多放在一级市场和直接投资方面。开放二级市场资本账户最容易做到。美国二级市场流动性好、透明度高、监管严格、竞争公平，中国老百姓用和美国人民同等的价钱投资美股，毫不吃亏。然而，一级市场因信息存在不对称，市场并非充分竞争，门槛、成本和风险都大的多。到美国上市、发债、收购企业都是如此。
另外，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储备有途径分流，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汇率操纵国”的帽子便可摘下。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大批真正掌握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的、世界一流的、具有开创性的金融人才。
上海证券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商学院，学院当初成立的理念是什么？从这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办学成绩如何？另外您如何看待中国部分商学院在较短时间取得非常突出表现这一现象？
王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成立至今，已有四年半的时间，发展的脚步好于预期，但离终极目标仍有一段路要走，即将上海高金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金融学院。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大批真正掌握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的、世界一流的、具有开创性的金融人才。然而，高端金融人才匮乏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乃至全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瓶颈。出于对人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2008年，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中国金融学院的建议》作出了重要批示。200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直接拨款，依托上海交大创建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学院按照国家一流商学院的模式，采用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体制，不同于一般体制内院校的治理结构。当前，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教授队伍堪称是国际一流、亚洲第一、国内唯一的，囊括了北美及欧洲一流商学院的 2/3 华人资深金融学教授，其中包括8 名全职资深教授、1 名双聘资深教授、10 名副/助理教授。在校生的规模（目前）已达809人。
强大的师资有助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在国际市场中异军突起。诸多的教授愿意回国执教，也是希望能够将国际前沿的学术理念服务于国内金融建设。当然，现代金融的理念、理论和技术还要结合中国自身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特点。因此，我们的教学需要“特别定位”，以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为基础。
实际上，美国现代金融的主要理论和应用都是从商学院中研究产生的，例如50年代的资产组合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60年代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70年代的衍生品定价理论。市场本身的发展和学术研究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市场自身的规律为研究提供了基础,研究对规律加以分析总结，可以发现新的规律和理念，再将之运用于市场，发展成相应的技术。
对于中国市场规律而言，我们需要做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国股市，因其受政策的影响过大，人为的因素扭曲了市场本身的规律，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带来了更丰富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