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

  建立法治中国，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大课题，因为法治本身也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而法治的根，是公平正义，不能息事宁人。有公平正义，才有和谐社会。

  扶老太太的事儿刚刚有了个眉目，事儿说清楚了，罚点儿钱意思也到了，让人松了一口大气。说起来庆幸，幸亏这回学雷锋的是三个孩子，不是一个，再加上有目击者作证，要不然，结果还真不好说。

  早些年，小伙子扶老人被法院罚了几万。从此就有了个笑话，说最有钱的，不是开宾利住豪宅的，而是满大街学雷锋扶老太太的。笔者想起来都后怕，小时候一写作文就编自个儿扶老奶奶过马路，要搁现在非倾家荡产不可。这事儿对“学雷锋”影响太大，当初雷峰塔倒了，也没耽误学雷锋，但一次判决，差点让雷锋成了西湖十景，雷峰夕照。

  法庭，是国家机器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保卫国家政权的机器。但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家国天下要长久，关键是要在世道人心上下功夫。

  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孝道。从经济角度上看，那时没有社保养老，就靠子女，子女要都不孝，天下就要乱了。所以，在法律上忤逆是大罪，在道德上，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孝悌都是铁律。

  而从政治上说，孝是忠的基础。试想，老人都希望子女平平安安的，谁会鼓励子孙谋逆造乱？孝子就是顺民，所以，孝非常重要。

  皇帝君临天下，但也讲究个孝字，一个是老母，一个是师傅，都要敬着。天地君亲师，所谓五伦。天地、孔夫子、老娘、老师，都比皇帝大。

  对忤逆不孝的不法办，天下就要大乱，过去的皇帝懂这个道理，也懂得要给天下做表率，所以，懂点儿事儿的皇帝，就不跟御史言官、史官发脾气，人家发脾气，自个儿还得忍着，因为前者言者无罪，后者秉笔直书，皇帝也有个怕的，不能为所欲为。

  其实，皇帝真还不是怕哪个人，他怕的是天理人心，因为天理人心是政权稳固的基础。所以，我国专制社会两千年，社会结构超稳定，就是因为遵循了最基本的东西。历朝历代，孔夫子都被尊为百代帝王师，也是因为他开创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传统社会的基本逻辑。

  比如徒弟背叛师傅，就违背了基本逻辑。什么叫叛徒？最早就是说徒弟的。师傅再不好，你可躲远点，年节去应个卯，但不能背叛。更不能鼓励、利用这种背叛。如果背叛成了时尚，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否定文革，有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文革扭曲了家庭乃至社会伦理，夫妻互相揭发，把日记床头话儿什么的都抖搂出来，父母子女划清界限，学生打老师，连最基本的人伦都没有了。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不仅生活好了，关键是人性回归了正常轨道，社会才真正稳定了。

  法治上要鼓励好人好事儿，惩罚坏人坏事儿。不惩罚坏人坏事儿也就罢了，如果还惩罚好人好事儿，那麻烦可就大了。

  明末赤地千里，造反四起，为什么？一个原因是，慈善没有人做。为什么没有人做？因为明朝初年那个喜爱做慈善的沈万三被开国皇帝朱元璋给收拾了，从此，人们都不敢做这个事儿了，等到四面起火八下冒烟的时候，朝廷束手无策了。

  说起早些年那个案子，为啥判决小伙子赔几万呢？可能是怕老太太上诉闹访。从经济学来看，如此判决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毕竟如果人家闹，会给法官个人造成麻烦，而一次判决造成的社会负能量，却是由国家来背的。

  和稀泥的事情很多，比如一个电动三轮追了轿车的尾，本来是三轮的责任，结果判轿车全责，为啥？很简单，你有保险，他什么也没有，不问是非，但求息事宁人。租房的不给房租了，还占着房子不走，房主也没有办法。你得给他找地方，让他搬家，还要搭上几个月房租，如果您那儿正好赶上拆迁，那他就算吃上了，还要从您这儿分上一笔拆迁款呢！

  和稀泥和到最后，所有的成本都要全社会来背。有些人投资房产，宁可空着，决不出租，房屋供给跟不上，房租自然要涨，房价也要跟着水涨船高；交通不能秉公执法，就造成“狗骑兔子”满街跑，说是残疾人、老年人的代步车，可好多是拉活儿抢出租车生意的。出事儿还没有人管，连个牌照底案都没有，哪儿找他去？

  很荒谬、荒唐、荒诞的逻辑，造成了很多麻烦事儿。最糟的是，好人也学坏了。比如一百户都搬迁了，剩下一个钉子户，最后多闹了几间房，这让老老实实搬走的人怎么想？被强拆的，大多是老实人，真刁钻的，还真就不敢动。结果，就只好欺负顺民，最后把顺民给逼成刁民了。

  法治的基础是天理。法网本该是电网，谁触网就电谁；法律不能是一根电棍，四处乱伸；法律也不能是个松紧带，更不是售后服务回访，媒体先判，法庭后判，更不行。

  建立法治中国，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大课题，因为法治本身也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就像企业一样，收益是自己的，环境污染是社会的。早些年那场官司收拾了扶老太太的好心人，避免了原告上诉闹访，却挑战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贻患无穷。

  《秋菊打官司》，就为了要个说法。其实，法治最重要的，就是给人们一个说法。法治的根，是公平正义，不能息事宁人。有公平正义，才有和谐社会。（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