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实《<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胡飞雪

  有必要开门见山为本书正个名：书名中的“盗梦空间”代表几十部中外电影及其所创造、描画的艺术世界，亚当·斯密代表人类经济世界和经济学思想。应该说，青年经济学者程实此著对世界、对经济、对人生、对电影艺术的认知是很深刻，他对这种认知的叙事方式也很独特。他在本书《自序》中说：“电影和经济，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动态地看，经济和电影都是人类行为的过程反映；静态地看，电影和经济都是人类行为的客观结果。从专业角度看，经济和电影都可以是高深莫测的；从非专业角度看，电影和经济都可以让普通人理解，让普通人有所触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电影艺术所创造、描画的光影世界与人类真实经济世界之间存在一条“裂痕”，人们的认知也与电影、经济世界存在距离，程实的尝试，就是为了“弥补”这种“裂痕”、压缩这种距离。那么这一尝试成功不成功呢？

  读本书第一篇就像乘船远航，刚出发就迎面看到一世界级大浪峰：《盗梦空间》和《盗梦侦探》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可能：梦境是可以嵌套的，虚拟是可以堆叠的，梦境的破碎往往并不必然对应着真实的重建，而是梦境的再生和虚幻的复制。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构建了斑驳绚丽的光影世界，更在于折射了复杂曲折的现实万象。人类的货币史就像是层层嵌套的盗梦空间，每次“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都带着崩溃的剧痛将人类从一重梦境的虚幻和错误中惊醒，又带着隐晦的狡诈将人类抛向另一重潜藏的风险和错误的梦境。从哲学角度剖析，这种误解的产生源自危机冲击下的唯物和唯心的交错、缠杂和碰撞。危机带来的伤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于人们从主观意识上自发认为，霸权是“坏”的，而即将取而代之、孕育着希望的多元则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稳定的。这种唯心的主观论调实际上忽略了关键性的一点:从霸权时代走向多元时代，并不是因为“好”的事物必然将取代“坏”事物，而是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势决定了货币史的梦境轮转。

  对不少国人来说，讲全球经济和货币问题，总要从讲中国的经济故事开始才算实际，所以作者紧接着就按下云头，落脚于神州大地。在全书第二篇“7%的时空漂流”中，作者借用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来告诉中国人：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中国经济虽然邂逅了增长失速的困境，但借由历史视角，从增速对比、规模赶超、情景比照、民富追赶和盛世比较五个方面深入剖析，7%的时空漂流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靓丽色彩，7%不仅不是个令人沮丧的数字，而是个神奇的、有魅力的数字。当然，作者也不回避问题，就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5%展示的那样，梦幻般的故事往往潜藏着残酷的事实。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经济增速降至7%会怎样，而是在人口红利减弱、阶层固化显性、两极分化加剧、起飞效应降低、中等收入陷阱若隐若现的困境中，能否利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金融改革和民生激励来实现7%的长期增长。有鉴于此，中国经济既需要着眼未来，正确认识7%，对7%的奇幻之处充满信心和希望，还需要着眼当下，正视增长失速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打造美丽中国的追梦之船。

  以笔者之见，那篇“小时代的经济之思”虽然篇幅最短，却最值得细读。作者在这篇精致佳构中，不留情面地抨击了郭敬明的成功学以及郭的电影和文字：时代之小，小在旨趣，小在情操，小在追求，小在胸怀。凡今之人，急名与利。鲜问大义，唯关小利；鲜分美丑，但求快意。凡今之商贾，鲜知经世济民，众求利之足金；鲜谋风物长宜，众寻少劳多逸。世风如此，万事皆有因，小人逐利，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自甘堕落，而是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长期失衡所致。所谓利者，实乃事之结果也；所谓义者，关乎事之过程也。重利，实乃重结果，轻义，实乃轻过程。世之众人，重利轻义，并非不明大义，没有侠义之心，而是无行义之能，少为义之励。从经济意义上看，人们不关心资源配置的过程，只在意资源配置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很难全面参与这个过程之中，政府过大的力量对资源配置的个体参与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个体而言，过程难以左右，所以过程如何就不再重要，剩下也只有结果可以关心了。所以说，小时代的根源，是大机制的失衡，而非人的变质。只有政府力量再小一些，个体力量再大一些，才能更好告别不稳定、不实际的空时代、摆脱无枝可依的微时代、走出过度逐利的小时代，才能建设一个既有宏观保障、又有微观基础、机会公平、社会和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大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是与其他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济既影响其他经济体，同时又被其他经济体决定，所以关注、研究其他经济体的运行和政策动向以及两者的竞合、博弈至关重要。在“货币战硝烟再起？”中，作者把货币战简略但不失严谨地表述为“深度汇率博弈”，即在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外汇市场由于政府或市场多国别、多方向、多维度、多目标的施力，而呈现出复杂、多变且影响深远的汇率变化。从这种简明的定义出发，货币战有六种表现：一是汇率水平大起大落，特别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有效汇率呈现出超出平常的波动性；二是趋势走向模棱两可，多重力量的反复角力使得主要汇率的中期趋势难以判断；三是贬值欲望全面泛滥，竞争性贬值现象时有发生；四是政府干预频繁出现，非市场之力对市场变量的走势施加非凡影响；五是投机因素大幅放大，投机性资本时常借助异常波动人为放大汇率波幅，甚至冲击某种汇率制度大幅牟利；六是口水之争络绎不绝，各国政要屡屡对他国汇率变化口头施压。

  看完作者对国际汇率博弈的诠释，再回头看他对世界悬疑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影片之一《高度怀疑》的解读，就更有意思了。这部美国电影用95%的时间讲述了一个英雄记者为拆穿反派检察官伪造DNA物证的罪行，不惜将自身伪装成犯罪者以搜集证据的故事，直到影片最后几分钟，观众才发现，英雄记者其实正是真实的犯罪者，利用揭穿反派检察官在其他十余起案件中伪造证据的过程，他将自身真实的罪行隐藏在其他被操控、被扭曲的案件中，差点就瞒天过海、逍遥法外。所以作者警示读者：最容易麻痹市场的，不是以假乱真，而是以真乱假。这让笔者不由想起北大学者苏剑的高见，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并无益处，几年前美国官、学、媒之所以异口同声施压人民币升值，苏剑剖析称这是美国人的实则虚之，美国人知道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有反感情绪，逆反心理，故意出虚招，实则并不愿人民币升值。由此可见，在国际汇率深度博弈中，岂止是阴谋论大行其道，阳谋也在招摇过市。

  货币，有说不尽的内容。在《致命的汇率幻觉》中，作者说：信用货币体系中的财富世界，就像影片《穆赫兰道》前110分钟的剧情一样，貌似真实得丝丝入扣，实际上却充满了虚幻的色彩，就像英国人格莱斯顿所说的：“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而受愚弄的人多。”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就发现了“货币幻觉”，对“信用货币机制”缺乏了解的人们往往会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产生心理错觉，利用这种幻觉，别有用心的当权者往往可以通过转动货币魔方不为人知地完成财富再分配的乾坤大挪移。当面向世界，主权国家政府更擅长运用汇率这把双刃剑，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起到了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作用，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给消费狂欢奠定了基础。而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则不仅起到了削减外部债务负担的作用，还提高了本国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作者给《穆赫兰道》下的微评是：不得不承认，《穆赫兰道》是悬疑片里设计最为精妙、机关最为复杂、隐语最为深邃的一个。说实话，能看懂《穆赫兰道》，的确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