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这是一部不愿因循守旧的冒险与厚重之作。冒险，是因为几代人因自读书起，便在脑海深处被刻下陈独秀的“标准画像”，要想塑造一个完全区别于教科书的新形象，难度可想而知。厚重，是因作为陈独秀问题研究专家的唐宝林先生，毕三十年之功，利用迄今最全最真的第一手原始秘档，汲取前人研究成果但不惧权威，力求严谨逻辑分析，详细梳理陈独秀跌宕起伏的一生，五易其稿，终凝聚成这部百万字大著述。可以说，这部著述回答了长期以来围绕着陈独秀的种种问题和疑惑，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曾创造了一段足以彪炳千秋的历史。但在对在任总书记时遭遇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成了托派，又与国民党不屈斗争，直至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他与共产国际、中国托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关系也极为复杂多变。因此，对于他的是非功过及历史评价，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混乱与不公。

  唐宝林笔下的这个陈独秀，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化造诣，均有许多闪光之处，不过，这个陈独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之处，莫过于其作为“终身反对派”的一面。他“反对清王朝，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斯大林，反对第三国际，反对服从斯大林第三国际的中共，最终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而且，他是从提高国民性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来救国救民的”。

  当然，陈独秀的那些反对从来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的反对从来都是通过深思熟虑，通过具体实践经验而总结出来的。

  真理上下求索之路，从来都是荆棘密布。自甫一走上社会，陈独秀便痴迷于社会进步思想，为了实现这些追求，他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只要认准的理想，他总会矢志追求，并勇于探索尝试，如从江湖游侠式的岳王会到带着乌托邦色彩的互助团；他坦荡率真，不怕失败，视死如归，一生四度入狱。哪怕身陷囹圄，他从未有过贪生怕死的表现；他对革命事业的投入不计成本。以他的才华与学识，即便不一定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衣食无忧实乃轻而易举，但他生就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的人，家人生活无钱周济不说，还因其投入革命事业而屡遭厄运，元配的两个儿子还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不畏强权，坚信真理。即便是在建党初期，力量异常微弱，条件异常艰苦，面对前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抛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不愿臣服。

  与一般传记专注于对个人经历的陈述截然不同，本书更像是陈独秀的评传，读者可知其然，更可知其所以然。唐宝林先生不仅通过翔实的资料梳爬，尽力呈现出陈独秀不为人知或因种种原因未能示人的一面，同时，努力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着力还原出陈独秀及与周边人士的思想内涵。正是因为掌握了翔实的资料，所以作者敢于直面诸多疑点和“雷区”，底气十足地正面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关于陈独秀研究的“十大疑问”。

  本书有一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之处。面对《新青年》搬往北大后的如日中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成立了《国故》社与之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论战。这不是尖锐的政治斗争，但这样基于文化认知观念的交锋同样火星四溅。放在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思想争论，这样的博弈并非毫无禆益。事实上，一开始双方透过舆论平台的“攻防战”，从客观上确实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但随着这种原本仅限于文字的较量被保守派异化为“乞求反动势力的帮助”后，思想博弈转而异化为阴狠的暗斗，于是谣言适时登场。

  其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条谣言是：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说此谣最具杀伤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此谣直接挑战北大进德会“不嫖”的红线，作为进德会“缔约”会员的陈独秀，一旦沾染这样的传闻，自然百口莫辩；二是此谣同时也是对为人师表的文人底线的挑战。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对陈腐文化的革故鼎新，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师者，面对这样的陈腐之习，岂有不拒之理？随着谣言的泛起，陈独秀迅速被抛进道德的漩涡，结果还没等他自拔，连那些曾经力荐他的谋士，也“力言其私德太坏”。陈独秀最终不得不离开北大，表面看似因散发传单被捕引起，但与这类谣言的相加显然不无关系。

  毫无疑问，道德当然重要，但许多人往往等不到揭开真相，更无法理性地区别道德与社会的实际重要性，往往一味上纲上线，将道德凌驾于法律和理性之上。司空见惯的诸多历史官场逻辑是，相较于政见不和与能力比拼，从道德上击倒一个人相对更为容易。道理很简单，政见与能力未必为公众所了解并形成一致意见，即便圈内也未必就能形成“共同阵线”。而道德则不同，因其具有社会普遍认同感，一旦被贴上道德污洉的肮脏标签，小事也可化大，再崇高的形象也会在瞬间轰然坍塌。道德意义不容否认，但道德频频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利器，这是我们不得不深加思量和严加警惕的历史弊病。学者袁伟时在谈及此段历史时便直陈，“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

  当然，陈独秀一再被各方面“打倒”，并非全都因其思想认知或决策的错误。综观陈独秀的政治生涯，他的优点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他的“短处”同样异为突出，不懂得变通和世故。无论是与国民党的合作，借力共产国际，还是在支持北伐问题上，他的坚定“异见”形象并没有为壮大队伍赢分，反倒一再只能在挫折中艰难生存。

  这当然不是说陈独秀坚持个人的理想信念有什么错误，只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理想信念，越是艰难的坚守越会显得特别有意义。也正是陈独秀当年那般敢于坚守个人的“异见”，使后来者包括今天的学者可以在历史稠密而杂乱的印痕中，更加清楚地辩明前进的方向。

  但理想信念的坚守与实现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也代表两种不同的阶段。陈独秀极善于分析认识现实，并从中总结提炼自己的思想，但问题是，实现理想需要基于现实的逐步解决方案，换言之，政治角力并非简单得如同理想对错的二元法则，许多时候需要不断博弈甚至是妥协，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合纵”和“连横”之说，也不会有三国诸雄逐鹿的史话。

  当然，从社会角度看，对“异见”的包容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显而易见的是，在陈独秀所处的那个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异见”很难找到自由生长的一席之地。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知是否因为作者“用情太深”，作为一部更倾向于个人评传的作品，原应秉持以事实为准绳，科学分析为依据的原则，然而，作者笔下偶尔会穿插一些极富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文字。这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但这不是一部可以汪洋恣意抒发个人感情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主观情感反倒可能使作品逊色。这虽然无碍大局，但却会削弱其原本所具有的历史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