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天龙

  说起巨富，世人的感觉总是很复杂，既羡慕又嫉恨。羡慕，是因为巨富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别人的生活；嫉恨，要么因为绝大多数人毕其一生都跨不进那扇主流财富社会的大门，还因为在第一次的“镀金时代”，巨富的前生曾是海盗和垄断资本家，带有劫掠穷人财富的性质，在道德层面上习惯性地遭人质疑和不屑。商业记者、现任《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曾深入追踪、现场采访全世界巨富近20年，近期他把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开设十几年的专栏文章结集，推出了这本《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打开了一扇窥探巨富秘密世界的门。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追踪的巨富，当然都是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已身陷囹圄10年，最近普京对他签署了赦免令）、墨西哥通讯巨头卡洛斯·斯利姆、法国世界奢侈品教父伯纳德·阿诺特、硅谷首富拉里·埃里森等。极少数超级巨富位居社会金字塔之尖，却左右了一个地区、一种行业的经济风向标。巴菲特的几句话，华尔街股市可能为之震荡。李嘉诚的房地产策略稍有变化，香港金融圈就可能为之颤抖。比尔·盖茨的微软软件停止使用一周，全世界十数亿网民还不跳脚叫骂？这就是超级巨富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工薪阶层的未来。

  关于当今超级巨富的产生背景，克里斯蒂娅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西方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而新兴国家正在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所以，当今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并行，简称“双生镀金时代”。

  1873年，马克·吐温在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一词。第一次“镀金时代”发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工业化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时期，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艺变得无足轻重。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

  20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三种转型的风靡，引领了一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顶级巨富阶层再次迅速崛起，规模扩及全球。在西方，经济转型正在形成第二次“镀金时代”和新的巨富统治。在新兴市场，比如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技术革命、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因子活跃，数千万人因此迈入了中产阶层行列，并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线。当然，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巨富们受益最大。

  克里斯蒂娅认为，“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互相强化：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比如，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关于当今超级巨富占有的财富量，克里斯蒂娅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于收入分布图前10%的人，其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至约33%，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回到了1940年水平。之后，这一比例强劲攀升。到2006年，该比例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的顶峰。然而，收入的最大变化不是发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前10%的内部。几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布图最顶端：在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四分之三的收入增长都流入了前1%超级巨富群体的口袋。社会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和巨富之间，也存在于超级巨富与一般富豪之间。

  由此，新的问题产生，亿万巨富既和百万富翁，也和穷人形成对抗。就超级巨富而言，因为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其财富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一个半个世纪前所描述的那样：“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而技术熟练、兢兢业业的工人，不但没有发横财，反而被那些使超级巨富更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摧毁了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那些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的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的人，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更棘手的是，克里斯蒂娅在书中以美国政府为例，证明了政府干预社会贫富调节的可操作性变得越来越低。尽管这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推动制造业复兴、调高富人阶层的个税缴税税率，但华尔街和跨国公司总能轻而易举分别通过资本流动、产能转移来规避政府干预。并且，超级富豪们还是美国民间智库的最大赞助者，加强政府干预特别是加重征税的做法，总会被妖魔化，致使倡议者的政治支持率下降。

  同样糟糕的是，一些超级巨富所谓的“慈善资本主义”模式，自近代起，就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大幅度减少饥饿、贫困、疾病以及改善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在野蛮殖民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新兴资本家热衷慈善捐助，但同期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却日益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带来的治理乱象最终促使“小政府”被终结，政府才拥有了扩大税收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权限。在新世纪，从比尔·盖茨到其他更多的硅谷新贵，同样将大量财富用在了慈善公益事业上，疾病、饥饿和“数字鸿沟”等问题却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受捐助国表现得更为严重。

  但克里斯蒂娅对贫富悬殊的态度却有些犹疑，当然不可能提出解决方案及治理由贫富差距衍生出的其他经济和社会乱象的具体办法。克里斯蒂娅只是告诫大家，要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华尔街投行精英等部分超级巨富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美国经济政策、获得寻租收益），但这个思路无助于遏制财富集中度的提高之势。

  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走势，社会财富如果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对国家的长久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倡导以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科学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红利。因为只要当中产者主导社会之时，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得以自动平衡调节。如果中国能在改革中走出这样一条新型道路，那将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