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权力的终结》

  ⊙曾靖皓

  本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革命、进步、科技创新、文化融合、金融膨胀还是政治极端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曾主编《外交政策》十余年的莫伊塞斯·纳伊姆看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根据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和研究，他认为权力的扩散才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正如熵定律指明的系统混乱程度一样，因为技术、文化、人口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权力扩散，也会使权力世界趋于一系列的混乱和不明状态，这种权力的扩散开启了一个后集权时代，其势头不可阻挡。

  要了解权力的扩散问题，首先要了解权力的运作。莫伊塞斯·纳伊姆把权力定义为命令别人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能力，其运作模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威力，即使用暴力强迫他人服从，军队和警察力量就属于这一种模式所需，第二是准则，即对人类行为的某种规定和要求，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观念，文化习俗就是这种模式，第三是游说，即用反复的言辞和说教使人改变观念，政治中的说服、广告就是代表，第四是报偿，以提供报酬的方式引诱他人做出或者停止自己的行为，邀请专业人士，做等价交换即是此种情形。

  当然，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这种四种方式是交叉结合的，很少有单一运作的情况。比如宗教权力的运作，它有自身的教义准则，对信众的行为有很多规定和约束，同时它也需要说服广大的信众，还可以提供各种精神和物质的报偿吸引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乃至最后加入成为其中的一员。从权力的运作中可以看出，要取得或扩张权力，就是要集中和扩大上述四种模式所需的资源，一个国家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足以让它能征服和控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物质资源，获得国家之间的权力；一个震撼人心的广告，也足可以改变相当一部分人的消费行为，进而获得支配市场的权力；一个足够诱人的酬劳足可以聘请专业人士或者大量劳力，获得控制他人劳动的权力。

  由上述四种基本方式，就能推出进一步扩大权力路径了。不过，莫伊塞斯·纳伊姆认为最关键的方式，还是扩大规模，自身规模庞大，就可以利用和控制更多的权力资源，也就可以取得扩大权力的效果。他回顾了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有条清晰的权力扩张轨迹：无论是政府、企业、宗教团体、党派、协会、国际机构，还是其他类型的组织，无疑都是通过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规模来取得权力的。这些组织和机构还通过使自身官僚化、专业化和等级化，来实现对大型资源的控制和调配，也促成了权力的集中和膨胀。

  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权力从集中的顶峰迅速走上了转移和扩散的道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已风光不再。回想从“9·11”到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扩散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欧洲政坛的动荡不安，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美国政治的右转倾向等等，都是因为传统的国内政治权力已在转移扩散，地方政府、小党派、极端势力和专注单一问题的党派正在迅速攫取权力，虽然他们依然还很弱小，但是分散出来的权力已经使得传统的政治巨人不再强大，专制和独裁统治更是难以维系，甚至很多百年老党已分崩离析，政党联盟的统治形式越来越多，谁也不再敢小看新兴的政治势力。欧美的国内政治如此，国际格局因此而也翻天覆地。正如美国那位专栏作家所言，“世界是扁平的”，精英政治被大众政治取代，国际的全力日益为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蚕食，选举政治被市民偏好和娱乐文化围困而异化。伴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的，是越来越多小国的搅局。莫伊塞斯·纳伊姆甚至认为，现在讨论美国之后谁将崛起其实是个假命题，今后的世界必然是个多中心的混乱局面。军事上的改变更为明显，大规模、高科技的正规军队依然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不过随着大国间关系的稳定，主要的冲突已被非对称战争所占据，各国政府现在主要是在与海盗、贩毒组织、恐怖组织这样的非国家武装战斗，而且后者往往用简陋的手段就可以让正规军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改变，同样也出现在有着悠久历史的垄断型大公司、宗教团体、国际组织等领域。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异军突起导致了这个过程，但纳伊姆认为，技术门槛的降低和网络的推动只是权力扩散的起点，真正动力源自于三个革命，分别是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所谓数量革命，主要是指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积累，从西方到东方，从北部到南部，当今各国民众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财富拥有数量都有了极大提高，特别是中产阶级这类有着相当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比较富裕阶层的扩大，使得原有的权力拥有者更难控制和管理如此庞大的人群，当权者的权力也会受到了日趋强烈的质疑和挑战。随着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不断的升级，大量快速的迁徙，以及信息交流的快捷和频繁，更让当权者面对的权力对象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比如大量的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移入美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各州以及总统大选的投选格局，进而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各种政策走向。纳伊姆由此认为，权力是需要被禁锢的对象的，近几十年来的这种迁移革命进一步加大了当权者行使权力的难度。第三个革命是心态革命，正是由于知识水平的提高，迁移带来的文化交流，权力对象的价值观念已不再是灌输一两个神话般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可以操纵的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强权者、垄断者、领袖、大企业家、名流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媒体和舆论在网络的助推下开始逐渐转移到大多数个人手中，权力对象的心态变化，让权力行使再添一层难度。

  权力的扩散是必然的，不过它的后果却难以预料，它有时对个人权利的伸张是有利的，有时则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有时可以破除垄断利益集团的控制，有时则会削减政府的应有职能，导致政府机构瘫痪。阻止权力扩散当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是任由扩散也会加大其负面效应。最糟的是，人类有可能将进入一个“零极世界”——全球无领导，国际秩序不会被任何一个大国或新兴大国主宰，这就为蛊惑人心的挑战提供了沃土。

  虽然从总体而言，权力扩散包含了巨大的未知数，但莫伊塞斯·纳伊姆在本质上是个乐观主义者，针对权力的扩散将要面临的一些危险，比如恐怖组织猖獗、政府职能弱化，他提出了重建信任、提高政治参与，建立新的管理方式等应对方法。而更重要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是重塑政治领导人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为此需要改变政党对领导人的遴选、监督、问责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