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

  ⊙刘 兵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实时数据显示系统，任何人只要上http://www.nationaldebtclocks.org/搜索一下，就能实时查询到当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债详情、公债平均分担到个人的额度以及公债总额占GDP总额的百分比，数据每隔数秒便会自动更新。点开星条旗图标，美国国债额度的惊人数目便会赫然入目。而实际上，美国国债在2013年10月17日（也即美国国会达成了推迟触及债务上限时间的协议后美国政府重新开门后的首日）就已突破17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2012年9月30日以来，美国国债以平均每天27.4亿的速度急剧增长，而它上次突破16万亿美元关口，也仅在2012年最后一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后不久。

  美国的国债市场，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和最为活跃的纯粹债务发行市场，在现有国际金融条件下，购买美国国债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的中国没有选择的选择。据今年11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仓量为12938亿美元，依然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设计的货币游戏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凭借着国际流通货币的特权，当美国政府印刷美元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出现相应幅度的贬值，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在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让美元资产保值增值，也就只有选择购买美国的低息国债，进而被拖入美国政府设计的货币游戏之中。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是美国政府意图最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将美国的债券打包进行多重的证券化、债券化、货币化，大量推出CDS、CDO等金融衍生品，直至无节操的QE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不断推高美国的经济泡沫，美国财政部继而发行更多的国债，最终为美国政府的战争与各种地缘政治运动融资。

  说点题外话，针对当前中、美、日之间发生的种种摩擦事件，结合美国国债的国外持有者数据，你会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举债国；其二，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国；三，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与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加起来，占了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40%还多。谁是鹬、蚌，谁是渔翁？

  经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购买美国国债”的全民大讨论之后，对于美国国债的现状以及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相信多数人已了然于胸。但是，对于美国国债的过去，国内关注的人并不多，国内翻译的相关著述也不多见，这本《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恰恰就是对美国国债的追根溯源——它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成为如今这个模样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弥补了一点缺憾。

  若按照好莱坞为《星球大战》续集命名的思维方式，《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似乎大可改名为“美国国债市场前传”，因为这本书不但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且还对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过程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善和忠实的注解和总结。本书作者、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副总裁，主管统计组事务及货币和支付研究部的肯尼斯·D. 加贝德，将他敏锐的历史眼光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1917年—1939年）时期美国国债市场的迅速膨胀过程。在“一战”之前的10年间，仅只6次标售（Auction Sales，意即投标式发售）了大约10亿美元的附息国债，那时，鲜有新的债务发售，而持有者也相当狭隘地局限于几家国民银行，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国债发行额达到了数十亿美元、已然成了热得发烫的市场“大明星”。而两次大战期间这麻烦不断、举步维艰的四分之一世纪，恰恰是现代美国国债管理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美国国债市场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成功逆袭。

  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经济史》作者休·罗考夫(Hugh Rockoff)这样评价加贝德和他的这本书：“肯尼斯·加贝德最具把握当今国债市场的运作和演化过程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部 ‘大跨度’作品。从现在起，未来50年内，历史学家们仍可通过它（或者其电子版）查阅梅隆部长在20世纪30年代的操作方式。”

  《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的中心议题，是历任财政部长如何应对他们身处的时局，其应对措施又是如何帮助了现代国债市场的发展，为此，作者详述了美国多位财政部长在任职期间的作为以及应对各种经济情势的措施，这基本涵盖了“一战”之前的美国国债市场情况、使用国债资助战争的方法、战后再融资和赎偿的管理方式，以及“大萧条”时期的长期赤字融资方式等议题。

  与一般学术著作通常将结论放在书尾不同，加贝德在引言中的“历史与当代的关联”一节就开宗明义、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他把1917年至1939 年美国国债市场的变迁总结为四项制度变迁，他认为正是这些逐渐完善的制度支撑着现代美国国债管理活动：一，财政证券“标售”发行方式的复活，旨在获得更广范围的市场参与者；二，国库“现金和债务管理”的紧密结合；三，从针对各类债券发行的单独法定限额转变为对债务发行总额的统一限定；四，“定期而可测”（regular and predictable）发售方式的启用。有了引言在概念上的清晰指引，我们也就能从后面五个部分的详细罗列事实中更具象、准确地理解这四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变迁。

  支撑美国实力的美国国债形成过程中的四个制度创新本身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但笔者以为，本书传递给我们更为重要的信息，正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精神不谋而合——一种有益而有效的规制从来就不是出自少数人的刻意，它的孕育、问世、发展和健全，需经各利益相关方的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的博弈，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一定体现了参与博弈各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终才能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逐渐发展出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创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