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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12月23日社论
今后的焦点:美联储缩小QE的节奏
美联储决定从2014年1月开始把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QE3)每月购买的国债额度减少100亿美元。其背景是,美国11月的失业率降到了7%,是5年来的最低水准;住宅开工件数增加;7月至9月期的GDP与前期相比以年率计算增加4.1%;国会中朝野政党达成了财政上的一致,政府机构的关门有望得以避免;财政方面的不透明感也在下降。
因为纽约股市的股价在上升,量化宽松政策的缩小步子较为缓和,所以美联储表示在失业率低于基准值6.5%之后还将继续维持其零利率政策。金融紧缩的推迟给了市场各方更多的安心感,这一点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在汇兑市场,以美国经济恢复为背景,购买美元的压力增强,美元升值和日元贬值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今后的焦点在于,美联储究竟将以何种节奏缩小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联储表示将根据就业等方面的数据“继续小幅缩小”,但是具体政策细节尚不明朗。所以现在加强与市场的对话、协调推进缩小极为重要。经过了长达5年的金融缓和政策,过剩热钱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仅在美国,在新兴国家也可能引起资产泡沫。因此,必须防止发生以激进的金融缓和缩小为契机、资金从新兴国家加速流出破坏世界经济的事态。美联储在政策运营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美国的状况,还要注意新兴国家经济的变化。伯南克主席将与1月末离任,其后任耶伦将负起重担。重视就业、对金融缓和持积极态度的耶伦的才干将受到严峻考验。
(梁宝卫 编译)
◎《经济学家》12月21日社论
乌拉圭:2013年度国家
又到年终盘点时,为了强调行动的集体性而非个体性,本刊决定首次评定出一个年度国家。但以何种标准来评出2013的年度国家呢?经济表现是一个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会有误导性。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评判标准,那当选者会是南苏丹,2013年南苏丹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30%,但其背景是南苏丹前年脱离苏丹、唯一输油管道关闭造成了经济增长下降55%,今年有所恢复而已。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估一个国家内的政府和人民,因为这两者在某些情况下,作用刚好相反,如乌克兰和土耳其的情况,国民与政府之间是对峙的。同样难以判断的还有国家的定义,比如索马里兰和索马里的关系。若以影响力为标准,2013的年度国家可能会是叙利亚,那里有数百万难民流落街头。
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本刊认为最值得褒奖的成就是勇开疆拓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改善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还拥有让世界受益的潜力。2013年,乌拉圭通过了一项法律来合法化大麻生产、销售及消费,来抑制毒品走私。这项改革意义重大,有可能极大地减少毒品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低调的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卡希也备受国民尊重。带着一个政治家少有的坦诚,他指出新的法律是一项实验。穆卡希居行简朴、自由开明,还挺风趣。没错,乌拉圭就是《经济学家》评定出的2013年度国家!(贺艳燕 编译)
◎《悉尼先驱晨报》12月28日专栏文章
经济达尔文主义不适用于公司
著名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同时代的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都将经济视为达尔文主义的竞技场:公司之间的竞争反射出自然选择不带感性色彩的逻辑性。公司混战的结果是,强者存活壮大,弱者萎缩消失。
进化论似乎支持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三大核心。首先,经济动因是自利,第二,自利会带来公共的利益,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三,前两大核心会传递出理想结果:最优组合。
但在这一假设中存在一个基础性错误,正如多名学者合著的论文《达尔文看不见的手》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经济达尔文主义倾向于将公司视作个体,但经济动因却分个人和公司的。公司并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体所组成的复杂组织。如果一个公司拥有更少的自利性员工,那其竞争性就会高于拥有更多自利性员工的公司。
公司在争夺市场份额和利益的战役中,所依赖的是集体的选择。当个体为组织奉献更多利益,如工作更久、接受更低薪酬、与他人合作、共享资源、服从层级关系时,那就将提高组织的竞争力。但在现实中,员工不可能做到如是这般。进入公司的员工有个人福祉的寄托,有多样化的目的和动机,他们有自己十分重要的自利需求,如薪酬、地位、自由时间和更好的工作。简而言之,任何进化模式必须包含两个相反但同时推进的过程:公司间的竞争和公司与员工间的竞争。
群体选择更多是文化选择而非生物选择。因为思想传播很快,而且无需代际相传的基因进化,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也更有力。公司竞争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化选择。除了关注奖罚,个体还强烈地受到社会地位及声誉的驱动。由此,提高公司表现的关键,不是在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间做出无意义的妥协,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尽量融合个体与公司的利益。
(作者系《悉尼先驱晨报》经济学编辑罗斯·吉廷斯 贺艳燕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