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自由交换的底层结构，以制度框定而不断呈现国际竞争性的上层结构，上下层结构间能互通互动而又相互促进的机制。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没有理由不乐观。

  在远距离宽视野阐释历史，并将各类思想体系穿插融合在一起，深入浅出解读和预期人类社会方面，我所读过的学者中，黄仁宇先生堪称优秀。他将近现代中国（100-150年）的变迁界定为“长期革命”。在解释这一历史形态的合理性与因果关系时，他并没有将视角近距离地直接聚焦于这100多年的具体人物与事件，而是首先将镜头对准了1000多年前的宋朝。

  一提起宋朝，令后世中国人骄傲的技术发明、冶铁造船、丝绸财富、瓷器艺术是何其之多，运河道路四通八达，商旅巨贾往来穿梭，京城卞梁富庶繁华，在当时世界无出其右。然而，伴随着宋词的婉约凄怨、一唱三叹的，是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对抗交兵中的节节败退与屈辱，以至最后覆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积弱”印象。正因如此，宋朝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预示了近现代中国长期革命的因子。

  的确，连当代以修复和梳理历史经济数据著称的欧洲经济学家麦迪森教授，都对中国宋朝经济的增长与繁荣赞叹不已。据他挖掘的统计数据，以1990年美元计的人均GDP，公元初年的欧洲与中国分别为550和450美元，到宋朝覆亡时，两者分别为576美元与600美元，日本则远远落在后面，中国成为当时物质财富上的全球之冠。

  然而，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完全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原则，到王安石变法的1070年时，已使财富积累的结构与质量达到顶峰，农业剩余缺乏系统的积累，无法使其有序地扩散到工商业活动中，更谈不上服务业，生产与分配的效率因而不可能得以提高。

  在整个国家治理上，为了增强中央政府直接面向全民的课税力量，土地制度导向完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以防止土地兼并与集中；各级官僚遴选提拔依凭熟读儒家经典为标准的科举制，并以儒教作为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缺乏理性的法律制度，主要依仗道德因素，各级官吏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异常之大。私人财产权概念模糊，极易受到随意侵害而具较大脆弱性。在这套治理体系下，怎么会有鼓励和促进工商业活动的机制？仅以农业活动为对象的法律制度焉得不成为经济扩展财富增长的瓶颈？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兵对抗中的节节败退，使得思想文化界，尤其是朝廷官僚体系里的那些文人志士，近乎无奈地认识到，仅凭依外部物质财富，并不一定能保证国盛兵强而赢得战争胜利。由此，黄仁宇教授的以下判断与结论还是中肯的：“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物质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已，本身内向，着重主静、主敬、慎独，提倡‘人欲’与‘天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这才形成了朱熹代表的以抽象思维体系为典型特征的宋代理学。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欧亚大陆，却始终没有一个统筹治国方略，这决定了其历史上的短暂性。朱元璋虽然推翻了蒙古人统治，也将中国社会安定下来，但他没有吸取宋朝开放扩展的积极因素，反而从宋朝灭亡教训中吸取一些消极因子。

  明朝的制度与政策，基本以宋代理学为理论指导，拘谨而闭塞。不同于宋代，有明一代的制度完全以最落后的产业（农业）为出发点与归宿，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权，配以特务式的恐怖统治，禁止泛海，限制对外贸易。对内强调“均同”而不讲求效率，对外呈现一种“非竞争性”国际性格。满族帝王的清朝承袭了明代，在思想文化与内外制度政策上几乎是一脉相承。

  明清制度固然可以确保相当一段时期的社会安定，但牺牲了效率，丧失了竞争意识与能力。明清两代54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犹如“温水煮青蛙”，在自满自大中逐步走向了积贫积弱，终于在列强的侵入与瓜分中陷入了极度自卑。

  极度自卑使中国精英分子极力向先进者学习。先是主动与被动地效仿君主立宪，失败后干脆以武装力量推翻专制皇朝。几千年的制度体制一经灭亡，社会立即进入了霍布斯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无政府状态，这使精英分子认识到武装力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便从自身起始改造思想与文化。

  国民党创立了以军事高压为手段的高层权力结构，经过国共合作、与盟国联合的对日抗战，再次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主权地位。然而，强势的高层结构与脆弱的社会底层结构极不对称，这也决定了经济不可能广泛的工商业化。而共产党恰好从底层起步，改造了农村，建起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剩余向工商业转移。

  但是，1970代末之前的中国底层结构，并不是一个由价格机制主导的相互自由交换的模式，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是高度计划控制的。这仍然是一种战时体制的延续或变种，难以为继的现实逼出了改革开放。改变体制的战时特性，重视产权的确立与保护，不断扩大价格机制在底层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对外呈现出竞争性的国际性格。

  时至今日，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相互自由交换的底层结构，以制度框定而不断呈现国际竞争性的上层结构，上下层结构间能够保持互通互动而又相互促进的机制。“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法治中国”正在向世界的顶端迈进，对此，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