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开口反思，

  或许更该竖起耳朵倾听？

  ——读格林斯潘新著《动荡的世界》

  ⊙叶 雷

  辅佐过4位美国总统，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半的艾伦·格林斯潘，曾广受赞誉，顶着诸如“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预言家”、“魔术师”、“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等光环，甚至有人说，“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片片挞伐甚至责骂之声向他倾泻而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甚至直言不讳地称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长”，格老转眼间又似乎成了历史罪人。且听他自己怎么说吧。如果那本《动荡的年代》述说了他的成功“秘密”，那这本《动荡的世界》便是他反思失败原因的自述。

  任何经济预测，都是基于对“规律”的把握之上。在现代经济学语境中，经济“规律”又往往体现在经济模型中。在“动荡的年代”，“规律”可能并没有失效，所以预测的大方向不会有问题；而在“动荡的世界”，面对的恰恰是“规律”失效，人们又误将“动荡的世界”当作了“动荡的年代”，从而运用失效的“规律”做出了连方向可能都不正确的预测。面对“动荡的年代”，格林斯潘的信仰是“自由利润定义自由市场”，泡沫和崩溃是自由市场的内生物；而面对“动荡的世界”，格林斯潘经过反思，不得不承认“采取干预政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美联储精密的预测机制并未能预见到全球经济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模型也同样失效？格林斯潘的结论是，因为绝大部分风险模型是根据过去25年的观察而建立的，充斥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因素”，而人具有“动物精神”的本性——恐惧与狂热、从众行为、依赖倾向、竞争本性等——没有被纳入模型，因此，即使使用基于过去50年大量数据整合而成的精密模型，也无法预测出这场危机。危机不是政府“放松监管”的问题，而是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导致的。

  经济预测是个有风险的行业，因为人为因素是很难控制的，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尤其是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有点像天气预报，预测对了的时候别人记不住，一旦错了大家都会指责。特别是短期的经济预测，很快就会见分晓”。一些人埋首象牙塔内，追求逻辑自洽和模型完美；一些“江湖术士”，满嘴跑火车，人们根本记不住他们的预言，但事后往往会成为他们“准确预测”的证据，从而赚取演讲的出场费和著书的版税；而最难过的，就是“格林斯潘”之类的掌权者，他们也不相信完美的预测，但又不得不在不断的预测中相机决策为公共政策。

  在《动荡的世界》中，格林斯潘信心满满，认为他已找到了预测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精密模型：“通过多年来仔细研究严重经济危机下‘动物精神’的表现，我开始相信人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在极端经济压力下，这种行为是可量化的，应该把它融入经济预测和决策制定中。”在他看来，有效的经济模型不应假定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应当假定所有的结果都包含在可预测的正常分布曲线当中。经济学家未来的挑战在于，用新数据来建立更有现实预测意义的测量工具，把预测重点放在那些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最重大危害的领域。尤其是，新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

  读到这里，我们或许该回味一下格林斯潘曾经的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至今，经济学家的思想之争，在本质上依然是当年凯恩斯与哈耶克有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保持在何种程度”这一严肃问题。在经济危机的根源上，凯恩斯认为是资本家对投资预期没有信心而减少投资所造成的，哈耶克则认为是资本家投资过度造成的。有意思的是，尽管格林斯潘在书中承认“金融领域太容易受到兴奋及非理性恐惧的影响”，但他却认为引发危机的不是监管，不是“华尔街的品行不端”，而是资本，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减损”。说穿了，格林斯潘在“动物精神”的认识上，仍然模棱两可。

  其实，格林斯潘也承认，美国“次贷—次债—金融危机”具有“资产泡沫型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也显示出他对世纪初利率下调底部极低和降幅最大、过低短期利率造成实际负利率、从而形成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反思，需要充分重视“自然利率”概念提示的货币政策自我约束的含义，需要重新思考“核心通胀”的理论逻辑。在承认有效市场假说与现实一致性取决于包括必要监管在内的适当制度安排的同时，也暗含了对美国政府扶持“两房”对房市泡沫推波助澜的批评。也就是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有货币政策失当的个人影响，也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因素，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题，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作为央行的美联储需要思考的，更是政府需要反思的。

  走出对完美经济预测的纠结，《动荡的世界》有两点无疑是有些新意的：其一，信心、公平感、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种种心理因素等“动物精神”确是考虑宏观经济不得不重视的因素，所以格林斯潘说美国必须考虑“美国历史上的促进创新的创业冒险文化”；其二，格林斯潘强调经济危机或矛盾的产生并不仅是在一个领域内，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每次经济危机实际上都在重构这个世界，因而他不单纯从经济视角，而是从人性、文化、全球化、收入分配、政治体系、社会政策等角度出发的建言，以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问题和矛盾的深入分析，对我们无疑是启发的。

  另外，格林斯潘对生产效率的分析，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引用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保罗·大卫以及耐森·罗森伯格的著作说，“科技刺激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商业完全吸收和使用新技术通常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例如，使用蒸汽动力的工厂不能从电力发展中获利，只有当以电力驱动机器的工厂建成，他们的生产力才能增加。同时，格林斯潘也认为，“全球化与金融市场的成熟对于美国济的发展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如此评价格林斯潘：“每次我们都不知道格林斯潘要讲什么，事实上他讲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读完《动荡的世界》，要知道格林斯潘究竟讲的是什么，也确实是一番费力的事情。只是有一点确切无疑，格林斯潘是经济学家，更是政客，他会参考学术研究成果，但不可能也不会遵守学术所要求的客观与公正，而是圆滑、变通、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