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民营银行不只是免费午餐

  ——访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

  （上接A1版）

  从种种现象来看，社会的进步，所谓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等，并不是一天两天即可完成，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也期待我们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上海证券报：现在不是有不少银行行长已从社会公开招聘的吗？比如浦发银行。

  于学军：同样是招聘，实际上西方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真正市场化的，由企业（银行）自主决定；而我们的招聘实际上仍多由组织部门主导。这两种招聘从程序等表面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实质上却千差万别。企业（银行）自主招聘是由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真正为了满足企业（银行）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需要，由市场标准做出判断和决定；而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招聘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选人用人的标准判别等，相差甚远。

  上海证券报：新设的民营银行会跟现在的民营企业参股的银行不一样吗？

  于学军：现在讲的这个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上海证券报：除了新设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提议鼓励民营资本控股城商行，让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从城商行全面退出，彻底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行政干预，将城商行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您怎么看这一建议？

  于学军：实际上从法律上并无障碍，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也不止一个。比如深圳原来的城商行就转让给平安集团，改变为平安银行。深圳商业银行原来就由政府管着，平安入股后，其管理权、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后来还收购了深圳的另一家银行，即深发展。深发展原来也是由深圳市政府控制、管理，平安集团收购之后就将原来的平安银行与深发展合二为一，组合成为现在的平安银行，控制权属于平安集团，确实跟深圳市政府关系不大。深圳另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则由招商局集团控股，深圳市政府也从未管过。

  从法律上说，民营企业控股城商行本身没有障碍，完全可以做得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这么做。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深圳愿意这么做？

  于学军：简单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的观念问题。深圳认为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主体，相当于企业一样。企业与市场的事，应当由企业和市场去管，抓到政府手里很难管得好。并且，银行抓在政府手里，事实上政府风险很大，甚至要承担无限风险。过去我长期在深圳工作，这些情况和改制过程，我都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主要想法。

  政府控制仍被认为更安全

  上海证券报：但这个理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深圳也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特区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

  于学军：深圳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本身并未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但实际上也不只是深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台州的城商行。

  但为什么总体上仍然多为政府控制呢？我看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管一切，这种思维理念根深蒂固，并不易改变。总的来说，改革走到今天，大家仍然认为政府控制银行可能更加规范、更加值得信任，将来即使出了问题，也有政府负责处置、兜底，总比企业可靠得多。所以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而完全市场化，由民营企业或者私人来主导，情况确实较为复杂，各地区、各企业又千差万别，有的可以做好，但也有可能搞不好，甚至有可能存在各种背后交易、道德风险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德隆系”风险事件就是一个沉重的案例。

  上海证券报：所以也不能绝对说是政府控制好还是民营企业控制好？

  于学军：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我相信他们肯定说政府管不好银行，政府不应该管企业的事。所以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救助那些即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参股了不少银行，甚至包括花旗银行等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有的持股比例一度达到控股水平。但即使这样，政府也未过度干预银行的事，包括对高管的任命等。危机一过，政府便赶快想办法出手所持有的银行股份，尽快变现归还于市场。

  但在中国，直到今天，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管部门，甚至包括老百姓，大多认为，相对把银行交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民营企业，还不如由政府管着更放心。

  平安之所以搞得好，是因为平安集团本身很强大，在社会上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度，同时管理规范，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所以市场对它才会投信任票。如果背后控股银行的这些民营企业都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那确实就不会被大家所信任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德隆系”风险事件，至今影响犹存。当时，他们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暗中控制了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城商行等，把这些机构的大量资金套出来，炒自己的股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事件。所以说，各有利弊，任何事都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来分析。

  上海证券报：可不可以说“德隆系”阴影带来的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于学军：我觉得中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内，仍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现在的环境，虽然比“德隆系”风险事件的时候有了很大进步，监管体系也更加完善、严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谁都无法保证今后中国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德隆系”事件。因为中国大的管理体制、机制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上海证券报：所以现在还是应该延续现有模式，让新设民营银行与政府控制的银行并存？

  于学军：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绝对的。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各地政府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