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始善成，知止知足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五十八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这种运气，委实说，是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
□孙 涤
《善始善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5周年纪念文集》将要出版了，一时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2010年12月“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在南开大学开了成立25周年的研讨会，尽管天气严寒，会议开得热情洋溢。大家探讨是否编撰一个文集，以志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会员们亲历其过程的体验和感悟，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还有些鞭策和启示？我把这个编辑活儿揽了下来，倒不是我介入学会工作有多深，更不在我贡献学会有多大，而是深感加入学会获益远超过付出，敲此边鼓，充作对学会同仁和赞助者的些许回馈。
富兰克林曾讲过，人类历史的构成，是有些人做了值得记述的事，有些人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了下来。我们这一辈，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寻常的幸运。正像老子说的，“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这种运气，委实说，是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
在这本即将面世的文集里，我写道，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却有意想之外的收获。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国内都是各领风骚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破天荒。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为了不打破学会的规矩，我坚持改选理事会不要超过1989年12月底，获得了理事们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在匹茨堡的会员和朋友们的通力合作。在徐滇庆等骨干的协调下，圣诞节前在匹茨堡成功召开了学会的第五届年会，这是一次真实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 ，非常难能可贵。
记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记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 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老人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词句。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竟也写得中规中矩。
我们在匹茨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对此我们深感宽慰。我们这一届还在陈平会长和张欣会长之间，承上启下，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努力，其中《中国经济评论》的创立，由单伟建理事主持的，有着深远的意义，开启了学会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的历程。
我去美国相当早，尤其是作为自费留学生。所谓自费，实际上靠的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助学金。说来有点奇怪，我到美国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什么冲击，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的。
我感到的冲击，倒是在抵美后的第一站伯克莱校区，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看到从中国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那时候在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同样的冲击，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国内的经验。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记得深夜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美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