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学金

  ■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低于1.5%，到202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还是出生率，这样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劳动力供应的稀缺将会日益严重。我们的社保、创新等其他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人口发生变化，政府的行为也必须相应地变化，我们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入。

  ■ 目前我们比较关注经济改革，而未来改革会涉及社会不同层面，关键是要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能够得到平衡。农民对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最大，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样的增长中获得太多东西。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让农村地区的人口、家庭更多地受益于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速从原来每年的10%降到8%以下，并且预计可能还会进一步放缓，这使不少人开始担忧是否会遇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变化，另一个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人们认为这样一种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劳动力供应稀缺日益严重

  在人口方面，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低于1.5%，202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此外，预期寿命越来越长。2011年所做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4亿，即2000年至2010年一共增加了5.84%，每年大概只有0.5%的增长，近几年更低。

  更大的问题在于0至14岁的人口目前只占总人口的16.6%，2000年的时候这样的比例差不多在23%。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大幅增加，60岁以上的人口是13.26%，10年中增长了将近三个点。65岁以上的也有将近9%的人口。

  1964年的时候第二次人口普查，儿童的比例超过40%，而现在只有16.6%。65岁以上的人口以前只有百分之四点几，现在已经差不多增加到8.9%，去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可能已经达到9.4%。而死亡率比较稳定，寿命越来越长且老龄人口占的比例更高，这从两个方面改变了死亡率。

  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中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变化的高中低三种情况。根据中等情况预测，中国的人口在2026年将开始下降，那时大约在14亿。而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到9.41亿；低的这一档，中国在2017年人口就会达到峰值13.6亿。而到本世纪末时将达到5亿多一点，比1949年的人口还要少很多。综合了低速和中速人口增长的情况，得出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大概在5亿到9亿之间。

  再来看劳动力人口，同样分高速、低速、中速三种情况来分析。我们把美国、英国、印度和中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都按照人口中速增长的情况来预测，印度人口大概会在2020年的时候超过中国人口，而到本世纪末的时候，会超过14亿，中国人口会降到10亿以下。美国的人口到那个时候差不多有5亿。

  再看看出生率，在这么多国家中，中国是最低的，而65岁以上人口中国将在很多年保持最高比例。这样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劳动力供应的稀缺将会日益严重。我们的社保、创新等其他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我预计，未来会有一个政策鼓励高生育率，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已经部分放松了生育政策，有一个单独二孩政策。过去要求是独生子女，而且只有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可以生两个小孩，但是现在是单独政策：夫妻双方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只要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小孩。在可见的未来，让所有的夫妇都可以有两个小孩，这是第一步。而可能在未来，在生育方面没有任何的限制。

  韩国、新加坡或者其他的亚洲国家，也有这样一个生育政策变化的过程。现在要鼓励夫妇生两个小孩或者生更多的小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房价非常高，而且教育成本也很昂贵，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又非常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日本已经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了，我想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我们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够，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在可以看得见的硬件上面，而不愿意投资人力资本。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也是长期保持在低水平，2012年才首次达到GDP的4%。另外我们也看到财政支出城乡之间不平衡，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财政支出也不平衡，中国大学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在中国还有浅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问题。中国城市里面有很多农民工，他们虽然住在城市里面，被计为城市人口，但是他们在就业、社保、医疗方面都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超过6000万农村的孩子滞留农村，还有600万农民工孩子住在城市，但是没有注册。我们把他们叫作留守儿童，或者说流动儿童。他们在教育、医疗，还有父母关爱等方面都是严重缺失的。

  在农民工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少能够长久居住。有两个相关的法律，一个是劳动合同法，一个是社保法，要求雇主在雇佣农民工时必须签订相关合同，但是这种劳动关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根据相关的法律，在签了两个合同之后，第三个合同就是无限期的，但是雇主对策是只签两任的合同。所以，只有非常少的农民工可以成为所谓的长佣工。关键不是强制要求雇佣永久性的合同，而是要有一些机制上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更换工作的过程中，继续持有他们的福利。比如说养老金改革，我们有一些养老金项目是由各个地方出资，当农民工他们转移到不同的地区时，就没有了在原先地方累积下来的养老金或者说医保。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角色。过去人们认为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增长，特别是土地和资本的分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国在进行改革、转型，这也需要政府角色的相应改变。在中国，城市土地政府所有，而农村的土地都是农村合作社所拥有的。当合作社把农地变成非农使用时，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须从合作社那儿把土地收购下来。而征收（补偿）费用是非常低的，因为是以农地作为补偿，而不是非农用地作为补偿。所以，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征收土地。这就会使得土地被过度使用，农地被过度用作非农用途。而地方政府可以从出售这些土地中获得收益，因为从农民这里征收的价格是很低的，卖出去的价格是非常高的。这就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土地财政。

  如何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具体干预？中央政府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和目标，并且已经反映在政府文件中，即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中央政府比较关注行政方面的一些措施，比如减少行政审批。但是，在未来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制衡和平衡来自于公众，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将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衡。

  最近三年我们比较关注在经济改革上，而在未来改革就会涉及社会不同层面，关键是要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能够得到平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中国不同的群体之间利益是很不平衡的。农民对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最大，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样的增长中获得太多东西。“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必须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让农村地区的人口、家庭更多的受益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在中国实现更好的利益平衡。

  政府须确保劳动力有效使用

  而在金融方面，我们有所谓的金融抑制，金融产业集中比例非常高，导致在很多省份中的大企业一方面制造业产能过剩，资金使用效率却非常低。但是在中小企业方面，特别是农村的农户，他们难以获得财务部门的融资，而且人们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债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因为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和直接参与过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就很难生存、繁荣下去。根据世行的2013年业务环境报告，在185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只有第91位。

  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人口发生变化，而政府的行为也必须相应地变化，我们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入。例如，把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我们可以承担12年的义务教育，特别是在教育的财政支出上的质量要得到保证，然后要改善这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教育状况。

  我认为，要鼓励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向农民工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央政府可以部分承担一些服务成本，因为中央政府的收入更多，占到财政收入50%，但是财政支出只占到15%。和转移支付相比，我觉得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共同承担包括健康和医疗在内的社会福利方面支出。

  另外要确保劳动力能够更加有效的使用，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高度分化的。还有就是土地改革，要给农民一个合理的征地价格。同时必须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让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或者是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此外，还要改善从商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版文章根据作者日前出席“中等收入陷阱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该研讨会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主办方为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