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古典经济学家声称人都是理性的，暗含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现代经济学家指出人是非理性的，目的是对古典经济学人是理性的假设的纠偏，而又失于另一种偏颇。

  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千差万别的活生生的个人都是经济人，都是自利（自利与自私义有重叠处，但并不完全重合相同），且行为都是理性的，明白自身利益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中心思想，正是基于人性自利和理性的内质。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也讲过：经济学的首要原则是人都是以自利为动机的。可谓言简意赅。

  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认识与古典经济学家有相同之处，也有大相径庭甚或截然相反之处。比如，现代经济学家也认为人都是自利的，但却不认为是理性的。代表人物当首推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他的《动物精神》和《非理性繁荣》，都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了对人的非理性的思考。他认为，情绪会影响人的想法和决策，那些普通人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常常是非理性的，大多数人的决策更易受外界多种因素的影响。

  古今经济学家何以会有如此认识上的差异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主次两个，主因是环境的变化，次因是认识的变化。古典时代生产力低下，商品稀缺是常态；人们收入低下，消费能力很低；加之金银本位制的约束，大多数人只能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只有少数贵族才有财力购买奢侈品、享受高消费。而在现当代商业环境中，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过剩是常态，人们的消费欲望也水涨船高；加之信用纸币泛滥，消费信贷激励消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享用、透支未来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广告业的狂轰滥炸，大多数人被广告人“独特的销售说辞”引诱、忽悠，心甘情愿地买入价高质低的商品或服务。一句话，环境的复杂化造成了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像个傻瓜”（加尔布雷斯语）。

  席勒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观察、描述和非理性的定性很有道理。但我们也得应小心，切不可戴一架非理性的有色眼镜来简单地看待一切，因为有些人的行为，在外人看来似乎不理性，但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实则很理性。1998年，内蒙古某地曾在严寒的冬季进行野外工程施工，结果设备被冻坏，造成浪费损失，就是个典型案例。从外部性看，投入打了水漂，是非理性行为；但若设身处地站在地方官的立场上想一想，这又是标准的理性行为，因为地方官执行上级的指令，是天职。要说不理性，只能说是下达指令的上级不理性。

  所以，在观察、描述和定性人性及其行为特质的时候，如果仔细研究具体自然人所处的情景和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对环境的认知水平，便会明白：大多数人的具体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年逾八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今年初上海一个论坛上说，他现在仍是租房客，从未考虑过购置房产，一直对中国那些花了大半辈子积蓄或从亲人处借债买房的做法无法理解：“有了房子之后，你就不能随时想走就走了。你就会被房子冻住，固定在一个地方无法动弹。这对创新很不好。”菲尔普斯说这话，表明他对中国15年来的房地产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环境、大多数中国房地产消费者、投资投机者很不了解。从消费行为和投资理财的角度看，10多年来中国的购房者说不上理性；但若不购房，恐怕离理性更远。比如，房产限购政策出台后，仍有剩余资金的中国大妈转而抢购黄金，就是更不理性的经济行为。所以，对中国房地产消费、投资者的购房行为，我们不妨称之为相对理性。

  放眼中国经济市场大环境，可称之为相对理性的经济行为还有很多，如投资股市，如购买基金，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80后、90后投资余额宝——有90后对我“炫耀”她的投资业绩，说投入1000元，第二天就多了0.18元。相对于经济市场大海，她把钱投入余额宝，不算理性；若相对于她的年龄以及认知（包括评估风险和机会）能力，离理性似乎又不算远，她的行为也可称之为相对理性。

  古典经济学家声称人都是理性的，暗含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现代经济学家指出人是非理性的，目的是对古典经济学人是理性的假设的纠偏，而又失于另一种偏颇。非黑即白，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这种简单肤浅的认识，既因为没有认真考察经济行为人所处的客观世界市场环境，也因为没有认真考虑经济行为人的主观世界思想状况，因而皆不足为训。对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理性，即意味着能意识到从而能反省、评估和运用所获得的知识与信息，只是他所获得的只是人类社会整体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的极小部分，因而他的理性只能是相对的，而理性相对的程度，还取决于人脑的解剖结构三层关系中是脑干即“爬行动物脑”、还是外缘系统即“哺乳动物脑”、还是大脑即“现代人脑”发挥作用的大、小、强、弱。所以，说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既黑又白，既与理性沾边儿，又与非理性相通，想来更合乎事实与逻辑。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