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

  ⊙天 龙

  回首改革开放的35年历程，国企改革可以说一直在折腾的路上蹉跎。上世纪80年代，生产供应不足，市场缺货，而国企（包含少量集体企业）普遍人浮于事，于是当时的主要改革举措是政府给国企放权让利，允许国企根据市场需要在计划之外多生产所获得利润不全上缴，企业可发奖金、增福利、扩产能。这项放权让利改革举措同时涵盖了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和国企所有者的两种身份来调整与国企的关系。放权，主要是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国家对国企的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去计划化、去管制化。

  放权让利效果立竿见影，国企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从国企生产增加当中所得到的利润好处却很有限。而那时没有独立的税收体系，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国企利润。因此，时间一长，政府作为国企所有者就不得不重新调整与国企的分配关系、责任关系和权利关系。这个结，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

  在经历了一段国企转换经营机制，国企内部涉及人事、劳动、薪酬的三项制度，董事会和治理结构等改革手段尝试之后，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国企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这是以上世纪90年代末对国有部门大规模的改革和大规模的救助为前提，以新世纪初重化工业化突然加速及其带来的宏观景气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高增长是基于外延追赶式增长，主要依赖大量要素投入和要素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复制或追随先发经济体的结果。而今，这种外延追赶式增长的动能已越来越弱，改革红利几乎耗尽，救助红包逐渐掏空，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宏观经济要进入新阶段，国企或许会步入白银时代，遭遇青铜时代乃至黑铁时代。

  国企再改革的路径在哪里？什么才是“好”的国企改革？经济学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的新书《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提供了一条国企民营化的思路。

  在国企改革中，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主流的国企改革政策主张，是实行国企的市场化。市场体制不但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产市场、产权市场、控制权市场等，还包括市场交易行为，更包括维护交易、维护契约、维护竞争、维护权利的制度基础设施。我们推进国企改革已30多年，实行市场经济也已20多年，但国企与市场化距离依然甚远。诚然，大部分国企已被市场淘汰，但这并不是国企主动退出，而是政府拿出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勉强退出的；而剩下的十几万家国企，目前主要还局限在产品市场的范围和市场交易的层次，在要素配置领域远远没有市场化。譬如，国企的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产市场、产权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目前基本上自我闭锁。在遵循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国企也享有不少特权。据张文魁分析，尽管披着市场化经营的外衣，国企目前并不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平等竞争并平等接受市场淘汰机制，平等受到国家保护并在特定境况下平等获得国家救助。许多国企经过一些市场化改造之后反而走向了反面，商业意识和自我膨胀的欲望大大增强，但软预算约束却又以新的面目出现。这不过是 “伪市场化”，是对真正市场体制的破坏。

  第二，部分人极力推崇国企、国家资本主义。张文魁认为，国家直接控制重要的生产要素，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分配资源或强力影响资源配置，设立大量国企从事经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在一个后发经济体的外延追赶阶段，或在某个恢复重建时期，可能会发挥强制资本积累、强行动员生产要素、集中突破产业瓶颈、快速形成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作用。一些东亚经济体在其外延追赶阶段，都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因素来加快追赶进程。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近30年迅猛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民间资本的崛起。197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约10%的增长，而在此期间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80%退到了30%。从2003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2.7倍、2倍、2.5倍和2.4倍，而私营企业分别增长6.5倍、5.2倍、6.7倍和9.7倍，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力明显优于国企。令人痛心的是，凭借着资源垄断、行业垄断、政策扶持的优势，国企交出的却是低效率、慢增长的运营答卷，若剔除国企的所有先天性优势，其增长率、收益率势必跌至负数。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民营化进程的快慢决定了市场化进程的快慢，凡是民营化最快的时期，也是市场化最快的时期，而民营化最慢的时期，也一定是市场化最慢的时期。因此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所有权（产权）改革，实现民营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应市场变化的自我调整机制，才能够走出周期律，才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它包含两层意思：所有权的转移；公司治理的转型。对于全国超过10万家的中小型国企而言，完全可以选择整体出售的办法实行一步到位的民营化，同时还可实行职工身份的转换；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国企，特别是集团性国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试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民营化，政府可持有一定的国有股，尽量推动职工身份转换，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推动公司治理转型；在极少数特殊如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领域，以及真正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如果看不准、民众有疑虑，在目前阶段也可以继续保留一些纯粹的国企，以后再根据情况来考虑后续的改革举措。张文魁将此归纳为“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面对有人担心民营化过程有可能变为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形成像俄罗斯那样的寡头阶层的担心，张文魁开出的药方是：推行“好”的民营化，避免“坏”的民营化。

  “好”的民营化，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的中小企业，通过公开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方式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时通过开放准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弱化自然垄断。通过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回收资源租金，承担普遍性服务责任的公用事业领域的国企，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可继续保持国有独资，但必须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度和强化政府监管。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作者描绘了两个前景：一是现实的增长机会；二是2030年的愿景。研究表明，如果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不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程度，不需要提高投资率，就可获得两个百分点的GDP增幅。20年后，绝大部分国企都实现了民营化后，即使一些战略性行业的大型企业存在国有股，但他们是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着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一些特别领域仍然存在纯粹的国企，但其产出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以现代市场经济度衡量，下降到10%左右将不再构成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公平竞争的妨害；同时有一个专注于资本回报的具有流动性的国有资产组合，惠及全民，能为社会保障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张文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繁荣的、以民众福祉为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有产权能够自由伸张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有产权排挤民有产权的社会。”我觉得，此话可以作为我国改革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