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奇 ○编辑 于勇

  1936年10月1日，纵贯上海公共租界的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这是公共租界内第一条以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旅沪宁波商人在四明公所聚会，庆祝他们的同乡领袖虞洽卿获此殊荣。

  刚过完七十大寿的虞洽卿声望达至极点，是否还记得当年闯荡上海滩的局促困窘？1881年，15岁的虞洽卿随同乡到上海“讨生活”，第一份工作是在瑞康颜料行做学徒。为了不弄脏母亲做的新布鞋，虞洽卿在下雨天就赤脚做工，发达以后便有了“赤脚财神”的绰号。

  从赤脚跑街的学徒，到名扬内外的大亨，虞洽卿人生翻转，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虞洽卿出身贫苦，生于宁波镇海乡下一户清贫人家。自从做裁缝的父亲去世后，寡母便靠纺织支撑起整个家庭，因此虞洽卿一生对母亲极为孝敬。镇海归属宁波三北地区，虞洽卿日后以“三北”命名自己的公司，以示不忘根本，时人也称他为“三北虞洽卿”，或“三北老板”。

  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虞洽卿的长处，除了本身的勤奋努力与经营才干之外，尤其善于构建和利用社会关系。生于清末，成于民国的虞洽卿，在旧秩序冰消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乱世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

  虞洽卿的能干深受老板赏识，在瑞康颜料行平步青云，甚至还分到了一部分股权。而他似乎志不在此，利用各种机会提升自己，在掌握熟练的英语后，成为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

  这次职业变更，虞洽卿动用了自己的关系——在礼和洋行做买办的族人虞芗山的引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买办，不仅意味着进入洋行经理的行列，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事物和思想，还有作为“洋行在华代理人”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可能性；更实际的好处是收入大幅提升，虞洽卿每年的佣金高达上万两白银，为他的商业投资、人脉开拓提供了资本。

  鲁麟洋行之后，虞洽卿相继在华俄道胜银行与荷兰银行担任买办，成为它们在上海最重要的代理人。

  这期间，虞洽卿开始了自身的生意投资，他在上海购买了大量地皮，参股轮船公司、参与创办四明银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同时，虞洽卿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调解中西纷争，对社会公益和国家大事建言献策，比如参与赈捐、筹建“同济医院”，创办华商体操会、劝业会，与五大臣出使考察日本等，逐渐成为一个民间、官场和洋场三方面都不可或缺的人物。

  作为华商领袖和洋行买办，虞洽卿曾花上万两白银，捐了一个“江苏候补道道员”的虚衔，他与端方、张之洞、李鸿章等清廷大员颇有往来，后来经由袁世凯推荐，得光绪皇帝赏戴二品红顶。

  变局之中的商人与政客是一种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客需要借助商人之手筹集建设或战争资金，而商人则要依仗政客的权势获得特许经营的附加优待。这种利益同盟的政商关系极其容易被革命所颠覆，经过剧烈的政治洗牌之后，以新的政商同盟的形式复活。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正如商业上的分散投资，虞洽卿在政治上也保持着多元选择的态度。因而，他没有像胡雪岩、盛宣怀那样随着政治靠山的倒台而迅速衰落，从清末到民国的动荡岁月，各方势力争相登场，虞洽卿始终如鱼得水，从政商关系中攫取了最大程度的利益。

  辛亥革命打响后，虞洽卿为革命军提供军费和军火，间接促进了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易帜。民国年间，虞洽卿协助陈其美处理上海财政，一度是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风云人物的座上宾，他还与早期中共有过接触，最终成为宁波同乡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

  虞洽卿的主要资产分布在航运业，包括宁绍、鸿安、三北三家公司，其中以后者最为重要。一战爆发后，把控中国航运业的外国轮船抽调归国参战，1914年虞洽卿投资20万元创办三北轮船公司，不断追加投资，甚至变卖房产，短短几年便发展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轮运企业之一。

  北伐期间，虞洽卿旗下的轮船公司协助蒋介石运送兵马，从军方获得长期而稳定的租金收益。随着蒋介石势力的扩张，虞洽卿的航运事业也拓展到长江上游的武昌、重庆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航运生意难以为继，虞洽卿投身贸易业，从香港、缅甸等地采购紧俏物资，经滇缅公路运送至昆明、重庆等大后方。战时经济背景下，虞洽卿依仗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获得公路通行证等特殊关照，而他则大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个人资产实现爆炸式增长。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急性淋巴腺炎发作，在重庆去世，留下一生褒贬，任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