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宁

  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5年多来国际资本的流动，我国基本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市场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防范资金进出的风险。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最新《世界投资报告》统计预测，去年我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达1239亿美元和1010亿美元，分别居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今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将可能超过吸引外资，跻身净对外投资国行列。那么，中国能否就此逐步改变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被动角色，赢得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呢？

  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看，要成长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者，首先需要强大、稳固的经济实力。自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有多位经济学家就一直在预测中国何时能超越美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中占比将达18.5%，以0.3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美国。近期世界银行发布“国际比较项目”（ICP）报告甚至大胆预测今年中国就能完成这一壮举。

  但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除了看总量指标，人均指标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去年，以现值美元计算，我国人均GDP为7647美元，仅为美国的12.7%，到2019年这一比值也仅上升0.3个百分点。即便以PPP计算，届时中国人均GDP亦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就经济基本面而言，中国接近乃至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只有在继续坚持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的同时，实施更广泛、更强有力的结构性调整，才有可能塑造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赢得在国际市场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一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对其主导国际资本流动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截至今年6月末，美国股市市值总额23.6万亿美元，在全球股市总市值中占比达36.2%，美国国债更具备全球信用本位特征，4月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占其总额的28.6%。而目前沪深股市市值总额仅3.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仅5.1%。我国债券市场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今年1至5月发行量为3.6万亿人民币，但也仅为同期美债市场发行量的25.1%。而据标普公司统计预测，去年末中国公司债已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未来五年在全球公司债中占比将达三分之一。这提醒我们，要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决策层还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更开放的姿态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融合，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及资本账户的开放。

  一国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该国能否成为国际资本流动主导者的核心要素。美元在美国霸权体系建立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虽然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有所下降，但仍拥有绝对的优势。人民币自2009年正式启动国际化进程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升。目前人民币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也是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第九大交易货币。但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全球支付清算使用的绝对份额以及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国际货币市场外汇交易中无法和全球主要货币相比。在人民币国际计价、国际支付以及国际投资等方面职能的发展与延伸，我们还需付出更多努力，更需有高度智慧来应对各种可能的掣肘。

  金融机构是资本跨境流动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国际资本的实际持有者。拥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是一国主导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机构表现抢眼，抓住“危中之机”稳步加快发展步伐。据2014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有110家中资银行入选榜单，仅次于美国银行业。在千家大银行过去一年总计9200亿美元税前利润中，中国银行业占比高达三分之一。其中，工行和建行排在前两位，农行和中行也在前十位。但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力、金融创新和品牌影响力以及人才的国际化。就这一点来看，中资银行与主要国际大型银行的差距还很明显，尤其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加快，美欧银行业逐步走出困境，其强大的复苏能力未来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

  此外，只有在全球及区域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掌握话语权，才能巩固增强一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力。近年来，为重构世界贸易体系，进一步参与亚太市场，分享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红利，美国在全球贸易领域积极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其中TPP目前的成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全球占比近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东盟10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欧美发起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在不断推进。可以预见，未来全球及区域贸易投资将迎来全新的格局，我们对此应有新思维，力争在新的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动，巩固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化发展的成果，由此逐步获得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地位。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