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维森教授新著《重读哈耶克》

  ⊙徐 瑾

  从德国化的犹太人到终身经济学家的局外人，从“伦敦雾”一样的英文口音到喜欢收集书籍孤本的奇怪癖好，从作经济学“枪手”登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自诩三四十年注明大论战两位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位自然是凯恩斯），更不用提晚年得诺贝尔奖之前的身体不佳与家庭变化……这就是哈耶克，丰富而戏剧化的一生，按照传记作者之一的布鲁斯·考德威尔的说法，“哈耶克是一出好戏”。这出“好戏”显然正在中国复兴，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近年醉心哈耶克研究，甚至在微信开讲哈耶克，他的新著《重读哈耶克》不仅谈哈耶克，不少篇幅也在谈凯恩斯，尤其是两者的论战。

  热闹纷争之后，哈耶克作古已二十二年了，他的辩论对手凯恩斯，则已离世近七十年，世界形貌也几度沧海桑田。经历了二战以及冷战，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以及保守主义回归已轮换数次，此时此地，再来探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战，是否有些过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重读可以厘清一些常识甚至纠正一些误读，尤其是对哈耶克在思想谱系位置的认知。思想不是孤木，如不能理解其在思想谱系中位置，往往会误读。就此而论，国人注定只能误读，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宿命。哈耶克的弟子林毓生先生今年在上海介绍哈耶克及自由主义理念之际，曾强调应该将思想放在西方思想谱系之中认识，而国人往往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致使解读往往就成了误读。就哈耶克而言，国人不仅容易忽略哈氏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阿克顿、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关系，往往仅将其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隐而不显。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全人类关注之际，与大多数精英不同，哈耶克逆流而行，选择了撰写《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成就了哈耶克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名声，同时也使得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声望变得可疑，甚至可能导致了他没法进入芝加哥经济学系，只能栖身社会思想委员会。在中国也一样，这种影响力遮蔽了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与洞见，这一成见随着奥地利学派在主流经济学的淡出愈加明显。哈耶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对于货币思想、商业周期、知识论等的思考，也因选择性解读淹没在历史之中，而这些理论恰恰或多或少构成了理解今日面临转型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复杂思维。所以，韦森教授的梳理其实是一种经济思想的打捞工作，这在当前大行其道的黑板经济学之外提供了一种突围的可能性。

  其次，重读经典不仅可消解误读，而且得出新知。除了重新认识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们对于凯恩斯也颇多误读。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总是被贴上大政府标签而饱受争议，其注重投资等思想在中国更是被有意放大，导致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呼吁埋葬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其中牵涉不少对凯恩斯思想的误读，即使韦森断言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均是被误读、误识乃至被误释和误传最多的两位思想大师，他由哈耶克研究进入凯恩斯，对凯恩斯认识也经历了转变。

  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相差十六岁，在学术辩论中是老对手，哈耶克激烈批评凯恩斯“术语的混乱”，晚年仍说凯恩斯“涉猎甚广，但经济知识相当狭窄”，凯恩斯则不客气地说哈耶克故意找茬，其《价格与生产》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尽管如此，两人私交却不错，甚至一起在剑桥对抗过纳粹的轰炸肆虐。这在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事实上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公共对话的传统之一，或者也类似中国“士人”交往的失落传统。

  去年国内出版界引入美国媒体人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对两人论战提供了不少历史内情。韦森教授在《重读哈耶克》中花费不少篇幅来评论韦著，但要点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更着力探索两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论战前后思想的改变。他通过广泛细致阅读对比两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即使经济学家也大呼晦涩，比如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摸爬得出一个独到的观点，“哈耶克这一时期所撰写的经济学理论专著和文章，几乎全部出在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论战中，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除了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大论战有关的著述外，哈耶克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其他经济学理论著述，都是在指名道姓地或不指名道姓地与凯恩斯进行理论论战。”

  论战成就了哈耶克，也成就了凯恩斯，催生了奠定后者宏观经济学鼻祖地位的《通论》。虽然《通论》几乎没有直接针对哈耶克，但却处处存在针对哈耶克的辩解，开篇就谈“本书主要是为同行经济学家们所撰写的……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通过文本研读，韦森教授断言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论战是《通论》最重要的推动力，“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形成和阐发出来的最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是在哈耶克的步步紧逼式的商榷和批评下逐渐形成和明晰的。根据这一点，我近几年来一直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很大程度上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结果，或至少可以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论战，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这部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通论》使得经济学面貌在五十年之后大为不同，按照哈耶克的话说，“它决定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理论的暂时衰落”，在现实世界也造成了很大政策影响，这成为不少自由主义者误解甚至厌恶凯恩斯的理由。一方面，哈耶克就曾多次以没有批判凯恩斯《通论》大为遗憾，甚至深感内疚。这也是经济思想史一个话题，前文提到考德威尔曾据此发问，“为什么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另一方面，哈耶克也明白凯恩斯不能为其信徒的解读甚至行为负责，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燎原之势基本是在凯恩斯逝世之后——在凯恩斯生前，哈耶克曾寄希望于凯恩斯本人会站出来反对信徒们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交锋不仅形成当时之盛事，两人交锋结束之后，通过各自埋首打造不同的理论体系，留给了世界莫大的经济学理论遗产。直到今天，思想的“制高点”仍旧来回往复，哈耶克与凯恩斯仍旧如同钟摆的两极，总是不断在思潮更迭中往回闪现：一会是金融危机之后刺激政策频出，好像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一会则是贫富不均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风起云涌。去年，法国人皮克迪《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一炮而红，捍卫自由市场者不得不出来重申哈耶克。

  经典或者大师的意义，或许就像阳光，存在的时候大家不觉得重要，直到消失的时候，大家才明白其不可或缺。他们作为关键人物存在于一时，但其观念却构成不同时期的关键问题，不断拓展人类思维驰骋的疆域。重读哈耶克，回顾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历史性大论战，我们也重新认识了真实的凯恩斯，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给出的为什么读经典的理由之一：“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哈耶克和凯恩斯都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他们对于经济学的辩论异同，其实也为今天讨论当下政策以及未来变化划定了边界。也正因此，哈耶克或者凯恩斯的作品不会沉寂，只要有需要，就会从思想的时代沉淀中重新搅动泛起，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冯克利先生翻译的《哈耶克文选》等书多次加印也暗示思潮的回归，甚至出现基于网络而诞生的“一起读哈耶克”活动，这些都注定了是我们“正在重读”的书，而不仅仅是“读过”或“正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