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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夏学杰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本书已颇多争议。有媒体评价此书“把神坛上的梁思成拉回人间”。神坛?梁思成何时自称神了?或何时被封神了?梁思成遗孀林洙说:“他什么时候跑到神坛上去了?他向来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动不动就说谁走上或走下神坛,这跟一棒子打死人,同样有害。“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书封上的这句话虽含蓄,但这不也是暗指梁思成曾缔造了一个神话吗?
此书还有一个插曲,因梁思成林徽因被指抄袭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著作而一时被炒得沸沸扬扬。在没阅读具体事件之前,我想,这莫非又是一桩为了营销而策划的炒作?后来细看,又不太像。作者朱涛在新书发布沙龙上说:“我吃惊地发现,梁思成的研究还有大量空白,大量研究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发掘史料的分析。”随后引来一阵“驳斥”。后来朱涛在博客上澄清,说他讲的是“对梁思成的研究”,而不是“梁思成本人的研究”。他仅仅讲了林徽因借鉴了伊东忠太,根本没有“质疑”林“抄袭”,更没有“质疑梁思成抄袭”。但是这段澄清没说服驳斥者,反而引来驳斥者的更大不满。细看书中原文,如“我认为林徽因的《特征》一文,其开头对中国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独特体系的论述,以及对欧美学者偏见的批驳,未必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很可能借用了伊东忠太的论述,把它作为自己开展研究前预设好的结论。”认为林徽因把别人的论述当自己的结论,这难道还没质疑其抄袭吗?可见,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可见,研究历史,对历史人物,抱有“同情之理解”,是多么的不容易。
近年来,梁思成早已被湮没在爱情谈资之中,正如建筑评论家金秋野打趣道:“我说朱涛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有几个很文艺的女研究生,她们说朱涛老师啊。然后问我里面写的什么?有没有写林徽因?我说好像写了一点,但是很理论。她们又问写没写金岳霖?我说提了两次,一次是点名,还有一次是他宽慰梁思成说,你不用太消沉。两次。她们又问有没有写徐志摩?我说根本就没提。这个研究生说,那算了吧,我不想看了。”建筑专业研究生尚且如此,更何况专业领域之外的人?虽然梁思成是一代大家,但是在不少人心中他还是活在梁启超与林徽因这两个名人之间,梁启超自不必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林徽因也比梁思成更有名。对后来人而言,许多人大概是先听说林徽因再听说梁思成的吧。有人说;“在中国,梁思成就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是个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符号。”我如此说并没有想贬低梁思成的意思,历史人物总是会一点点淡去,最后剩下的是为人所乐道的八卦。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倒是没八卦,作者是建筑历史研究者。全书从建筑专业角度解读梁思成。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梁思成的建筑史学,第二部分是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第三部分是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作者讲述了在1931到1948年间梁思成如何回应激荡世界的现代建筑潮流,和同仁们构筑起“中国建筑”体系,并积极思考该体系向中国现代建筑转换的可能的。而在1949到1959年间,他又是如何深陷政治运动的漩涡,频繁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同道。追溯其思想是如何充满急剧的扭转、中断和切换,最后彻底迷失的。全书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朱涛现为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他于200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在从事建筑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写作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题,曾获得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建筑评论奖”。
1932年至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思成在李庄写出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朱涛认为这仍是个未完成的项目,不仅如此,朱涛还认为梁思成并非是在找东西而是在填充体系。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无疑是民族主义的: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来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动力,驱使他和林徽因在大规模展开古建筑遗物调查之前,就已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筑起一个异常完整、近乎封闭的观念体系。梁、林及其营造学社同仁随后十几年的田野调查,几乎像是在收集实物证据,填充他们预先搭设好的理论体系,证明已经预设好的结论。这两本著作并未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朱涛说他倾向于将这两本著述视作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演化的论文和图录。尽管朱涛也说“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同仁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但他还是得出上面的论断。我觉得作者似乎理性有余,情感不足。梁思成的研究更多带着民族情感,当年,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建筑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之卑微,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英国弗莱彻尔将中国建筑、连同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国家建筑一起称为“非历史的建筑”,他的著名“建筑之树”将中国建筑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大缘由,就是想为中国建筑文化正名。
清华大学建筑系周榕老师说,评价梁思成的学术成就甚至是评判他是否“抄袭”他人的学术作品,不能不分析他所生活的时代。那是今天的人无法体会的艰难岁月,学术研究所用的信息、使用资料时与作者的沟通,是与当下截然不同的状态。他因此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评价,很多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而且,最困难的是,说不清学术“抄袭”与学术“借鉴”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岁月的面纱之后。《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不人云亦云,不哗众取宠,坚持认真考证和独立思考,成一家之言。作者的努力值得尊重。不过,仅从故纸堆里找证据,以思辨来导出结论,这种典型学院式的打法,会不会也有失偏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