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是把邓小平理论推向前进
(上接A1版)
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场主（农业企业家）。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通过市场决定性配置方式渐进有序地实现农民阶级的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
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需的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下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城镇化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城镇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人口总是高度分散的，只有工业是集中的，工厂在哪儿人自然而然就集中在哪儿，也就城镇化了。同时没有工业化，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就成流浪汉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城镇化。所以首先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自然就完成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实践概莫能外地证明了这点。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只能是浪费资源的“空城化”。
中国出现城镇化的问题纯是计划经济年代遗留至今仍实行的严格的户口政策造成的。2.5亿农民工进城打工，而户口仍在农村，这是不合理的，也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农民刚进城就户口进城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农民进城打工二三十年，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市民应有贡献，仍不能转化为市民，这是极不公正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可以参考国际移民通行的“绿卡”制度有序进行，防止对城市人口不必要的冲击。农民工的收入大量用于一年一度春运以及各种无益消费、愚昧消费，拉动不了内需。一旦成市民，市民家庭建设就会成为持续拉动内需的生力军！
上海证券报：在农村改革中，土地流转是重要环节，但各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您认为土地流转应如何进行才能将流弊降到最低？
刘吉：中国必须加快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土地流转。我觉得土地流转问题也不复杂：（1)可以按市场的方式解决，农民把土地按市场价格交易流转给农场主，进城当工人或做其他职业，当然也可以按市场准则被雇佣在农场工作；（2）土地流转也可以通过政府来解决，农民把土地交还国家，国家再招聘农场主，并规定农场主不得把土地用于非农业经济，同时农场主必须保障该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水平不低于现在水平。
土地流转复杂化在于一些学者和一些地方规定，土地流转既必须按市场价让农民得益，又要包下农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这样双重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既使农场主望而生畏，承担不起，又造成一批“富裕”的不劳而获的“农民”。这对中国农业和整个经济都是灾难性的！
上海证券报：您一直认为扶贫支农并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良方？对中国农村改革您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刘吉：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十多年“一号文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
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改革农业生产体制，把小生产体制改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体制，这才是出路。现在拿改革积累的财富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搞平均主义，坐吃山空，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记住邓小平教导：“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必须彻底抛弃苏式农业社会主义，从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农业小生产意识本质是封建意识，在中国，至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仍然是汪洋大海，其影响力不可忽视，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羁绊。
中国农业必须进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改造，从农业社会一家一户小农全能的小生产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和平消亡，而广大农民个人和家庭进城为工业化提供自由劳动力，这就是“城市化”。同时，农业耕地逐步集中，形成“规模经济”，由农场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运行准则经营。如种子与专业种子公司签约，施肥与专业肥料公司签约……收获与收割公司签约，农产品储存与仓储公司签约等等。最后农业人口降为5%以下，这就是工业化完成最根本的标志。“城市化”是表象，工业化是本质，市场化是机制。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国小农农业的产品不仅质量低次，而且产量比美欧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农业低5-8倍。所以，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改革的红利将是十分巨大的！
政府不应该去管房价高低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但老百姓也对当前的高房价等问题意见很大，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刘吉：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一直有人长期利用网络乃至若干传媒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把住房难、看病难、读书难丑化为压在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但是，如果对照一下改革开放前后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医疗机构数量、大学入学率等数字，我们就可以发现“新的三座大山”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以住房难为例，什么时候最难？计划经济年代最难。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研究所工作时，单位造了房子，工程师一家三口才能分到一间房， 十几平方米，几户人家公用厨房和厕所，如果家里老人帮忙带孩子，一家四口住在一个房间，晚上必须打地铺。改革开放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仅2平方米多，难不难？！而现在，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私有房率为85% ，上海是81%，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0平方米。从计划经济福利房向市场经济商品房的改革功不可没！
对于高房价的问题，应该从几方面来看。商品房的价格高低，我认为应该由市场去调节。市场有人买，有需求，价格才上涨嘛。没人买，房价自会降低！即使价格千万上亿的花园别墅，有人买得起就让他去买，只要买房者的钱是合法的劳动所得，而不是靠腐败和剥削所得。反对剥削和腐败可以，但不是反对房价。有人担心房价太高泡沫破裂，真的有泡沫破裂了未必是坏事，是那些追逐高价房的有钱人自食其果，与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
政府不应该去管商品房的房价高低，政府要做廉租房的事情。毕竟社会还有劳动生产力比较低的低收入阶层，还有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也要改善，也要有房住。政府应该为他们造廉租房，甚至免费房。既是廉租房那就任何时候不得进行买卖破坏市场，同时政府不能把廉租房的水平造得跟商品房一样。廉租房是政府出于对人的关怀的一种国家福利，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乱花。因此给的房子应该比商品房相对差一些，这样不仅对购买商品房的劳动者公平，也可以激励租住者去努力学习，改善技能，使自己的住房能够从廉租房变成商品房。现在一些地方把廉租房和保障房造得跟商品房一样，两房一厅，煤卫齐全，好像是关心人，实际是平均主义“一平二调”，破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力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总而言之，住房问题上应该是拉开距离，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劳动价值去购买和获取不同层次的住房）。
另外，经济适用房是最荒唐的！是完全破坏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适用房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无偿地给了一部分人。经济适用房造得跟商品房一样，还可以买卖。谁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再以商品房价格卖掉，就能白白赚取几十万元。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何在？经济适用房给腐败者剥削者创造了空间。
房地产的问题，其实是不需要高深知识就能搞明白的。一天到晚打压房价，十年没有打压下去，从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房价没有打压下去，说明政策错了，反而使房地产业发展受到影响。当然，房地产发展也不是没有问题。问题有：贪官与奸商勾结的腐败交易（土地、住房等），以及“温州炒房团”之类的囤积居奇的“恶性竞争”，等等，政府部门早应有所作为，通过严厉的法制来解决！
上海证券报：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起来问题和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的问题？
刘吉：诚然，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这些年报刊媒体揭示得已十分充分，“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跑官买官”、“以权谋私”、“行贿腐败”、“假冒伪劣”、“市场混乱”、“拜金主义”、“价值失衡”、“道德沦丧”等等。无疑，这些都有事实为证，“民意”可据。于是“共享改革成果”、“是解决共富的时候了”等等呐喊，吊高群众胃口，进一步加剧矛盾。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在这样复杂而艰巨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出现这些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都是大变革、大发展前进中的矛盾，并在进一步大改革、大发展中解决。
要具体分析这些真实的矛盾，有些是被舆论“吸引眼球”夸大了的，有些是被人们非理性渲染了的，有些是旧的势力和文化作祟。
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30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中等收入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包括有知识的高级技工），知识分子应该维护自己阶层利益。“为民请命”是封建士大夫的情结，知识报国才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品德。
腐败就是剥削
上海证券报：当前党中央正在雷厉风行地反腐败，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您对腐败问题是怎么看的？
刘吉：当前党中央正在雷厉风行地反腐败非常正确，不反腐败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过去也有腐败，但那时候少，一般是在基层。而近十年腐败狂涨，省部级甚至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干部都有腐败，跑官买官，钱权交易，权色交易，触目惊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集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反腐败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反腐败是人民利益的所在，是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国家。
在腐败问题上，我们要认识到腐败就是剥削。马克思讲得非常清楚，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后来苏联宣传的时候，只是片面讲消灭私有制，实际上马克思讲的是消灭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反对的私有制，是反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私有制。共产党人反对利用占有财产去奴役别人的劳动，就是反对剥削。
不要以为公有制就没有剥削，年年亏损的国有企业也是剥削。人民群众把自己剩余价值以低工资、纳税、养老金等形式交给政府，政府用这些资本去办国有企业，本应盈利去造福国家和人民，可国企年年亏损，就等于无偿占有和挥霍了广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不是剥削是什么？另外，凭什么一个电力公司的抄表员，一年能拿十几万收入，比一个大学教授还多！更不要说这些企业的高管了，这不也包含了剥削吗？这些是隐性的腐败！低效和亏损的国有垄断企业必须改革，消灭剥削，消灭隐性的腐败！
上海证券报：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吉：当然，反腐败也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所有的反腐败行动都要在法制的规则下进行，不要搞成运动；第二，铁拳打击腐败的同时，要反思到制度，建立起相应的制度。邓小平说过，人是可以变化的，制度才是决定性。这么长期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不能只归罪个人品德，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要找出制度上问题，从组织部如何选拔干部，到干部属地化倾向、干部没有任期制等等，在反腐败同时进行制度改革。
邓小平理论得来不易
上海证券报：您一直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部署，在您看来全面深化改革和邓小平理论有何联系？
刘吉：我认为，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归根到底是坚持了邓小平理论不动摇。
毫无疑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部署，都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是把邓小平理论推向前进。如果前十年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今天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大智慧和革命胆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理念，重新把全党、全民凝聚在一起。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首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对社会主义作了全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与过去苏式农业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成果，那么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成果。共产党人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取得胜利是十分不易的，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取得成功，达到今日中国水平，更是史无前例。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得来不易，其意义更加伟大，更加现实，也更加深远。因此，全党全民要倍加珍惜，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坚持什么方针和原则？
刘吉：中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我总结要做到三个“进一步”：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劳动者创新的活力，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重点推进一些重要的改革，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原则就是所有的改革都要“三个有利于”能促进中国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统统都是改革的内容。
上海证券报： 对于中国未来，您在2009年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未来30年有90%的可能性会沿着正确道路实现民族复兴，有10%的可能性遭遇动荡和反复。到今天，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前景？
刘吉：我在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三种前景——中国未来30年》的预测是，今后的3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前进；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踌躇不前，最后“左”派上台，重搞阶级斗争和苏式农业社会主义；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失败了，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但概率大不同：第一种是90%，后两种各为5%。
今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决定，按照这个路子下去，中国大有希望。我比当年更乐观了，更加有信心！当年认为中国的前景90%是光明的，今天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95%，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一定能够实现。为什么还留下一个5%，因为“左”右干扰仍存在，全党全民还要居安思危啊！永远不能忘记邓小平的告诫：“警惕右，主要是防‘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