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

  贪官人人喊打，而有些庸官昏头昏脑到令人发指，更为可恨。坏蛋办坏事儿，必须用党纪国法严防死守。傻蛋办坏事儿，让人忍无可忍，甚至于傻蛋办好事儿，都算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最好时期已经到来。

  近日看到“杜绝庸官”，“懂国情的实干派”的字眼儿，不由眼前一亮。懂国情就是知道国家、人民、社会、土地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接地气。贪官可恨，而有些庸官昏头昏脑到令人发指，更为可恨。

  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也很在乎接地气。《诗经》里的风，就是派小官吏去民间记录老百姓的歌谣，也就是那时的微博、微信，对照寻找政治的缺失，记录的过程叫采风，民谣叫“国风”。

  晋惠帝时，天下大荒，百姓无粮，许多人活活饿死。晋惠帝大为不解：“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皇帝做到如此不接地气的份儿上，天下就快玩儿完了。

  明朝的皇帝多数不接地气，又傻又贪还有精神分裂症，所以，清朝皇帝就汲取前车之鉴，很重视接地气。比如康熙皇帝就用了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作为国策顾问，方苞曾因文字狱坐牢，写过《狱中杂记》，对监狱里不见天日的坏门儿了然于心，此公在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身边呆了28年，75岁才退居二线著书立说。

  做官儿更得接地气。自古朝廷是高高在上的花果，百姓是深入土地的根须，官员就是茎秆，从一二品的总督巡抚到八九品的县丞守备，构成了朝廷与百姓之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通路。如果官儿糊涂了，就梗阻了，栓塞了，时间一长，就瘫痪了。过去的官儿坏归坏，贪归贪，多数还是接地气的，否则，下面的差役都能糊弄、戏弄、耍弄你，官儿还怎么做下去？朝代动辄几百年，不接地气能混得下来？

  古代的官儿无非是科举、保荐、捐官儿这么几个来源。后两类统称杂佐官儿，以区别科举的正途官儿，地气接得更是乖乖不得了。

  所谓保荐，就是打胜仗之后，由统兵主帅推荐保举，武官儿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文官多是身边的师爷，总出些好主意，得，给保个官儿吧！所以，无论文武都不是善碴儿，都是人精。捐官儿呢，一般是商人家族挑个聪明伶俐的子弟出来做官，以为家族靠山。捐官儿的过程很复杂，先要捐功名，花钱买个考试通过的证书；然后捐官儿，就是买到做官的执业资格证书，最后要补缺，就是正式上岗了。一路托人花钱折腾下来，也都猴儿精了。

  麻烦一点儿的是科举选拔的正途官，容易出书呆子。按说，儒家的东西并不高深，《论语》通篇都在讲处世做人的道理，奈何还是有读书读傻了的。不过，这类官儿也能设法弥补缺陷，聘师爷，绍兴的、安徽的，请上几个，师爷没事儿泡茶馆酒肆听民间舆情，回来一说全清楚了。师爷，好主意坏心眼儿都有，干好事儿轻车走熟路，干坏事儿缺德带冒烟儿，都行，但您要说师爷是傻子，不接地气，那可就冤枉人家了。

  而且，师爷是官儿私人聘来的，不是下属，与人谋自然要忠，所以爱听的、不爱听的，人家都能说，苦口良药逆耳忠言都不忌讳，不像下属那样溜须拍马，拿肉麻当有趣儿。现在挠头的不仅仅是贪官，还有昏官，口无遮拦，什么傻话都说得出口，没有分寸，什么傻事儿都办得出来，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某官员与情人签署协议，保证每周发生关系若干次，且不与配偶敦伦。东窗事发后，成了笑柄。

  某官员说其花600元租130平方米江景房，一下子舆论哗然，主要是因为他不晓得市场行情，不知道民怨所在，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整个儿一个“何不食肉糜”！

  当一个衙内在开车撞人之后喊出“我爸是**”的时候，可见其从小到大没受到任何手腕儿心眼儿的耳濡目染，一张口就傻得没边儿，其父有没有心眼儿都不好说。咱小时候，干部子弟大都见多识广，当时的禁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看过，所以人堆儿里一站，侃侃而谈，大家听得非常过瘾，对人家既羡慕又嫉妒！现在，一个衙内蠢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

  回顾历史上的贪官，坏到令人发指的不少，但愚蠢的还真不多。比如和珅和大人，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刻画神似，表面愚蠢内里精明，据说抄家抄出了大清朝九年的财政收入，能倒腾那么多钱，大概不全靠贪污，还要靠官商勾结、垄断经营。一句话，和大人绝对有脑子，还是有点审美价值的，其言行诗文都还值得点评，值得玩味。

  坏蛋办坏事儿，必须用党纪国法严防死守。傻蛋办坏事儿，让人忍无可忍，甚至于傻蛋办好事儿，都算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一个人又坏又蠢，坏到没有丝毫审美价值可言的时候，这就让人愤怒了。人人都会想，他那么蠢都能搜刮聚敛，凭什么我不可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最好时期已经到来，因为反腐的诉求中不仅包含了人们的愤怒，也包含了人性的嫉妒和不平。毕竟，人性也是制恶的有力武器，最终干脆把权力关进笼子，谁都不能贪，省得我嫉妒。从这个角度说，短期治标，长期治本，恰逢其时！（作者系投资人，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