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玛丽·布朗·布洛克的《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

  ⊙禾 刀

  玛丽·布朗·布洛克博士是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40年来致力于推动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知识女性。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尝试与努力，是玛丽博士特别关注的话题。1980年，她就出版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但该书仅“专注于1951年前的历史”。现在这本《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在前书基础上，“更新和改进早期的记录”，以家族的日记和信件、学院的档案，加上对中国医学前辈代表人物及几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采访，补上了“1951年以来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与清算，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曾销声匿迹，以至不少年轻人对之已非常隔膜了。今天浏览北京协和医院的官方网站，能找到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所关联的信息仅有干巴巴的两句话：“医院建成于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建院之初，就志在‘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

  要知道，为了将北京协和医院“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可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很下了大工夫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原始计划是，“如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大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在中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但限于当时的时局和现实条件，作为“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结合点”的医学院成了最终选择。

  由创办亚洲最好的大学转为办“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这是从中国当时的现实出发的选择，体现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务实精神。北京协和医学院采取教学与医院一体化运作模式，既方便学生实践，也有助于学以致用、造福急需输入西方医疗技术的中国。

  据玛丽考证，“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接近8亿元——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美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的考证数据更为具体，“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为了提升医学院的教学水平，基金会斥资从美国请来了考德瑞、步达生、海司汀斯等一流专家学者，被聘为访问教授的还有“当时最前沿的生物化学家”凡斯莱克，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长埃德塞尔”。基金会对医学院的硬件建设毫不含糊，所有医疗设备均由美国进口。

  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掀开面纱，便站在极高的起点。“为保证生源质量，协和规定，正式入学前需先读三年预科”，学完后还要进行入学考试。毕业于协和、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从1924到1943年，“只有315名医学博士从协和医学院毕业，263名护士从协和高级护士学院毕业”。不过，还有一点不能遗漏，协和医学院同期还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288名医生。

  资助协和医学院并非洛克菲勒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他们“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还有全国十来所大学“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司徒雷登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也曾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援助。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积极参与周口店北京人头骨的研究和晏阳初的中国乡村实验等活动。总体看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对象，主要是教育以及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升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也是“五四”以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矢志努力的宏愿。

  现在留下的资料足以证明，无论是在资金保障还是具体操作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均对北京协和医学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努力与其将协和医学院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的初衷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收到巨大的成效。协和医学院设立的许多学科，既为新中国现代医学教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不乏后来在国际上首屈一指的顶尖医学人才。

  1949年后，随着医学院被国有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戛然而止。就在此时，曾为基金会在中国运作呕心沥血的洛克菲勒二世却给长期任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秘书的福梅龄写去一封信，安慰她协和医学院被政府接管后，“不应认为这一定会削弱医学院的作用”。不论对这封信作怎样的解读，有一点可以肯定，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中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还医于中国人。所以，协和医学院虽有较大发展，但基金会认为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过了整整22年后，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打破坚冰的历史性访华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才又重返中国内地。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把资金集中用于进修资助、研究、医学教育、卫生和卫生服务体系的社会经济学研究”。

  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初创办协和医学院的初衷分析文章众多，比如为争取让更多中国人信仰基督教铺平道路。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种瓜得豆——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协和医学院均未能成为基督教中心。无独有偶，出于同样目的的还有燕京大学，这所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同样未能成为传播基督教的中心，反倒在司徒雷登的一再“妥协”下，逐渐“蜕变”为各类学科拔尖人才的汇聚中心。查查燕大的学生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大教授和毕业生有56人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不难看出，无论是协和医学院还是燕京大学，办学资金均来自国外慈善机构，但最终发展走向均与创办初衷大相径庭。但这些创办者并未“咬住目标不放”，反倒顺应时势继续作为，这是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所谓魔鬼就在细节中，玛丽在书中的一段记载就值得回味：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拟资助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前往美国高校讲学，借此为他们“镀金”时，“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也就是说，这些被资助者中，可能会包括那些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类机构比较排斥的人士。

  无论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协和的初衷如何，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协和真的成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研究的代表机构，创建及后来运作过程所体现的科学决策，特别是透明化的操方式至今仍不失借鉴价值。这也许是今天我们回首这段历史的实际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