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说的去做，

  而不要照我做的去做!”

  ——评于是今《富国的逻辑》

  ⊙胡飞雪

  货币，人人日日用之，事事离不开它，但大多数人却并不认识它、真懂它。即使深谙货币经济学的少数人如今也面临一个天大的问题，即“美元的发展历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美国从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元”纸币，到19世纪的金本位，经过南北战争中短暂的法定绿币阶段，之后又经过金银双本位的争论，19世纪末也加入金本位。而在二战后建立的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以美元为基准和储备从而经过美元间接与黄金挂钩，构成了以美元的金本位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元以黄金孪生兄弟的面目出现似乎仅是历史的一瞬。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从此成为脱缰野马，众多“国家主权货币”的定海神针，凭借的只是美国的信用和强大国力（经济规模和无可匹敌的美军战斗力和威慑力）。美元已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货币了，其商品属性已被抽空了，变异为纯粹国家信用的代表。

  如果从原始货币概念的视角来说，我们不妨说美元是钞票，但不是货币，是依赖于国家权力而获得支撑，并由供需关系决定且由人们认可并广泛接受的“虚幻之物”。由此，金融界法律专家于是今先生在《富国的逻辑》中说，现在我们所谓的货币，已不是过去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了。那种仍将美元和其他纸币视为货币，认为其具有商品属性的观点，不过是字面表述上的一致，其内涵已发生了实质改变，而人们还是按原来沉淀下来的逻辑含义去理解。所谓“逻辑沉淀”，是指那种依托表面的一致而对其基本条件变化视而不见的“刻舟求剑”式的思维方式。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比如英国中尉在机械化部队中发现每个大炮下总是站立一个士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操作流程规定。实际上这种规定来源于马匹牵引大炮的时代，那时需要一个士兵站在大炮下控制马匹，而机械化部队早就不需要马匹牵引了。摆脱了锚的美元改变了货币的性质，必然引起货币经济政策、经济规律作用的深刻变化，甚至影响市场机制的变化。在现有的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下，以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由理论、市场经济理论还能够依照过去200年的逻辑继续推动历史，也成了蹩脚的假设。因而于是今强调：“对于美元在新时代的货币属性，认识到它已经脱离了过去的商品属性，这是我们讨论的逻辑起点。”

  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作者对未来大胆地做了一番推测：“世事往往证明，一种‘逻辑沉淀’模式发展演变到极端，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以金本位和主权信用货币铸造作为两岸的河道中，历史的潮流也许还会反复冲击每一侧的堤岸，似乎会为一种制度的弊端提供反动的力量。只要这种弊端发展到极致，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将它推回到似乎曾经的逻辑起点。”认识美元，是今天这个世界每个人的必需，《富国的逻辑》第一章“元权力——货币金融权力”对美元这个“例外”“异类”的货币的梳理、解剖有助于人们实现这一点，更有助于人们看到，美国体制的积极作用与其消极作用都是巨大的，在促进全球一体化、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所以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尤其需要避免片面：要么只看到美国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及民众民主的一面，要么只盯着美国体制中贫富悬殊、掠夺及虚伪民主的一面。

  于是今对滥觞于西方社会并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主义的梳理、解剖，或许正体现了这样的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个人主义使个人在自我意义上实现了独立和自由，但缺少能凝结共同意愿的组织，缺少具有共同利益的联合，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企业、相对于外国资本，则大大地削弱了劳动阶层（还有消费者群体）的对话能力。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固然易于被无意于组织思想的个人所理解和赞同，但同时，强调个人也使个人之间无法黏合成为坚固的整体。在社会中，众多个体虽然具有同样的情感、处境、经历和愿望，但个体缺乏资本，因而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现代通信的普及，只是改变了政治演变方式，帮助人们实现快速交流，但对组织力量却难以提供有效支持。所以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中，并非发起者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具有宗教这一黏合剂和基层组织力量，反而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角和一时的赢家。在突尼斯、巴林等国，民众只是知道不要什么，而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团体，在理想与愿望之间架起桥梁。所以于是今提出：“从某种程度上，个人自由意味着整个阶层的不自由，个人是自由的，但也正因为自由，个人也是软弱的……这构成某种讽刺，为追求个人主义的思想落实到现实，却只能实现个人层次上的某种自由，他可以决定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变革生活环境。而在个人意志需要组织力量、需要联合行动的情况下，其所追求的个人意志只能成为个人的某种幻想，因为它缺少集合能力。”

  以笔者的阅读经历，于是今对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历程及这种民主政治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作用和影响的梳理、解剖同样很有价值。他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少数人的残缺的民主逐渐扩展为多数人的成熟的民主，而到今天，却面临不小的麻烦和困境，成为一种倒逼机制，构成了对政党的莫大压力，任何违逆中产阶级意愿的主张，都将面临中产阶级的抵制，进而在民主选举中被淘汰。这是一种逆向选择，竞争性选举变成了竞争性承诺，越是承诺将给予选民无所不包的利益的政客，越不能兑现承诺，越不能保持国家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但这类政客却越能赢得选民的认同与支持。负责任的政治家讲述实情并直言需要国民做出牺牲，因此在没有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反而无法获得执政资格。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的进步，但在某个点上，福利国家跨过了合理界限，以当代民主制度作为发动机的西方社会列车一头掉进了债务深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民主的腐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还伴随着向发展中国家外溢推销的过程，然而很不幸，引用了这种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发展中国家施行的是“好民主”，一是有的发展中国家施行的是“坏民主”。那些施行了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缺乏社会组织能力，社会像一盘散沙，结果是，对人民的要求如同捧着一把沙一样小心翼翼，却无法用力将人民团结起来；越是用力团结它，越是用力攥紧它，沙子反而越会从指缝间滑落。民主是一种精神，但社会必须具有超越民主精神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民主才能起到组织、团结社会力量的作用。民主并不意味着清明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尊重民主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必将会保障自由的权利。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必须与法治、爱国主义以及与民共甘苦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具有积极意义，才能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的民主之所以很难获得如西方那样好结果，原因不在于是否施行了民主，而在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利地位。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明将世界分为中心区、边缘区，而资本主义中心区在技术、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自然资源、媒体和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五个方面的垄断地位，决定了世界规模的不公平分配关系，以及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五大垄断优势互为因果，彼此促进。西方花大力气向外鼓吹、推广其民主模式和普世价值，但对其五大垄断优势却采取严防死守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便是当今富国的逻辑：“照我说的做，而不要照我做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