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贤

  沪港通运行三天来的情形，基本上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只是沪港通标的成交额持续萎缩，有些出乎预料。或许是两地的资本市场都还需要有个熟悉的过程。也有观点认为，当前A股正处于市场调整阶段，外部资金观望浓厚或许也是沪港通开闸以来成交额萎缩的主要因素。除了散户，机构也在观望。资金量庞大的险企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动作，当然险资流入港股通尚需监管层点头，而险资在权益类投资上一向谨慎，这也造成了资金南下的保守局面。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遗漏，那就是约20年前内地投资人就已通过其他途径在买港股了。香港金融市场是高度自由开放的市场，股市尤其突出。香港股市规模位列全球前列，而据统计，去年内地投资者在香港股市上的占比已上升超过一成。截至今年上半年，共有837家内地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占香港上市公司的50%，市值136399亿港元，占港交所总市值的57%。内地上市企业平均每日成交额410亿港元，占港交所总成交额的69%。2013年，内地QDII投资香港证券投资市值达230亿元人民币，约占总资产值的60%。截至今年6月末，已有65家RQFII机构获批2352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

  显然，沪港两地监管层应根据沪港通的运行状况，从分化风险和有利投资的角度，不断修正沪港通制度。

  目前A股和H股存在交易规则上的障碍，如港股可以T+0、有个股期权等，目前，“沪港通”在市场连接、额度、投资标的等方面均设有限制，这些限制总是要逐步取消的，随着未来总额度不断放开，沪市和国际市场联动性必然还将进一步增强，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这几天没有出现内资大举进军香港的情况，甚至港股通使用额度比例还过低，然而一旦内地资本市场或宏观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情况随时会变化。因此，对异常资金流动对沪深市场及经济金融可能的冲击万不能大意。

  在跨境监管方面，由于沪港两地在相关制度上存在不少差异，监管机构、市场主体及规制均需做好对接工作，同时，相关法律风险也需要关注。例如，沪港通的违规者在内地某个省，而香港证监部门在内地无执法权，怎样委托内地同行查处？违规者是以香港法律处置还是内地法律处置？目前还不见有具体操作性安排。对此，笔者以为，不妨借鉴基金互认制度的安排，在沪深证券市场开展资格互认。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管理手段，还需着力建立信用市场。加强双方案件调查方面的协助，共同协商处置事宜。为了在交易规则上与香港实现对接，上交所理应与港交所建立合作备忘录，并设立相关统计数据的交换平台。希望为此能尽早出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和操作细则、应急处置方案。

  另一个在制度安排上还需补充的， 是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对此，相关监管部门和受委托机构应加大力度，加大投入，比如通过情景模拟分析等方式细化风险揭示等等，提升投资者汇率风险意识，尤其是汇率风险的防范能力。

  还有，以良性的市场制度竞争共同提升两地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防止跨境资金单向流动。以《证券法》修订以及《期货法》立法为契机完善监管法规，通过沪港通模式逐步打通两地市场投融资限制，通过良性的市场制度竞争提升两地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从而防止跨境资金单向流动，促进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以笔者的观察，沪港通成功运行一个阶段后，就如同上海自贸区的模式那样，沪港通模式可以复制推广至其他市场，比如“深港通”、“沪新通”、“伦敦通”、“纽约通”等。随着沪港通模式的复制推广，券商业务量将大幅提升，证券业将极大受益于跨境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

  长期来看，随着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A股市场，上交所将逐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这必将提升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的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明确，这一进程，所伴随的正是我国整体的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建设和资本账户开放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作者为崛起战略研究联盟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