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宁

  无论运行一年的上海自贸区，还是已摸索了四年多的深圳前海，都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尝试。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一再警示，过快的金融开放可能会使我国经济金融面临较大风险，政府部门在放松管制时需要格外审慎。笔者以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具有关键的支持作用，放缓金融开放步伐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甚至可能延缓改革进程。当然，开放必然意味着风险，这就需要富有针对性的监管保驾护航。

  在市场对外开放已形成一致预期的背景下，管制措施越来越难维持。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指引下，国人对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更多期许，对金融市场加快开放的预期亦不断强烈，多家投行分析机构提出的开放时间表甚至大幅早于《决定》提出的2020年改革发展目标。

  在此背景下，过去一年多来，我国政府持续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并积极研究扩大规划试点，央行等监管机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以及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海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实施的金改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市场对自贸区放开速度仍有“不够快”的心理落差，在实际运行中，监管当局对风险基本还是持“零容忍”态度，这也让此前对金融开放有更多期待的人们有些许遗憾。

  而立足于改革开放先锋阵地的前海，则被赋予了更鲜明的试验示范特征，可以实行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对金融创新与开放具有更高的试错容忍度。无论是人民币跨境贷款的规模、期限，还是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融资回流方面，前海与上海自贸区及其他试验区相比较，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大的开放权限。据报，截至10月末，前海已顺利完成跨境贷“新增备案金额500亿元”的年度目标，同时还在继续扩大新增备案规模。在其他一些试验区尚在探讨回流人民币资金比例以及相关解决方案之际，前海已完成了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尝试，更多境外发债融资项目正在启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外汇资金池、股权投资基金、跨境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也在前海得到较快推行。被市场人士戏称为“草根经济”的前海金融改革，似乎更受欢迎。

  但客观而言，三十多年来，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尽管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的排名位居世界前列，资本市场也有了突破性进展，股市债市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市场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金融市场开放，一方面意味着国内金融机构及投资者将获得更丰富多样的投资渠道，能多元化配置资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外部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影响将更直接、冲击力会更大。

  以前海金融改革为例。首先，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为境外资金提供回流渠道，形成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良性循环，但境内外人民币资金的套利行为却可能加大未来潜藏的金融风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境内外人民币利差仍是吸引资金回流的重要因素，实现人民币资金循环流动的可持续推动力有待培育。如果金融创新仅仅是短视地关注于如何将境外廉价资金转回境内套取利差，则可能加剧人民币资金进出的波动，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

  资本市场开放的渗透性还可能使前海以外地区面临境外风险的冲击。虽然前海金融改革创新的各项措施都明确划定在前海试验区内，但资金在市场上的渗透性特征往往使其难以真正被限制在某个特定区域。倘若具有明显逐利性、投机性特征的国际资本进入前海，会尝试各种渠道突破可控边界涌入国内市场，进而导致金融风险形成跨区域的传染途径，可能形成全局性风险。

  此外，无论前海还是上海自贸区，都采取了多项措施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力图实现金融市场更充分的竞争。但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来自发达市场的大型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往往是典型的混业经营企业，这使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系面临更大挑战。虽然 “一行三会”一直在探索综合监管的可行方式，但实质性进展有限，此前关于在前海设立“超级金管局”的设想也暂时搁浅。

  上海自贸区与深圳前海在国家战略中的不同定位，让两地在金融改革开放试验进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市场对不同侧重点的改革举措反应迥异，也体现出人们对更自由、更开放金融市场的渴望。既然开放的潮流不可逆转，管制措施不可持续，那么如何应对金融开放下带来的诸多风险就成为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保障人民币资金合理回流，防范跨境资本风险渗透，有效应对国际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的冲击，已成监管机构护航金融开放的关键职能。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