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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新闻》12月5日社论
“安倍经济学”被亮起了黄灯
美国大型信用等级公司穆迪将日本国债信用等级下调了一级。穆迪认为，由于消费税再增税延期，日本达成削减财政赤字目标和实现经济增长带有不确定性。
通过债务金额和岁入预期等指标评价国家发行的债权能否切实偿还的国债的信用等级，体现出一国的信用力。三大信用等级公司之一的穆迪时隔3年4个月下调日本的信用等级，而之前欧洲大型信用等级公司惠誉已先行将日本的信用等级下调为第五级。本来被下调信用等级的国债将被抛售，利率将上升，但幸好由于日本银行通过“异次元的金融缓和”大量收购国债而维持了较低的利率，因此，穆迪此举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当然其中也有大部分国债在日本国内消化、海外投资家影响较小的因素。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的国家借款超过1000兆日元，其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差的。这次信用等级下调对依赖国债的财政运营方式敲响了警钟。日本银行收购国债也是有限的。惠誉将在年内再次调整信用等级，如果两大公司均下调日本的信用等级，那么不仅将影响日本国债的信用，还可能引发日本经济的混乱。
为了挽回信用，日本必须向世界展示财政重建的路径。面对大选，自民党提出将在2020年前把中央和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其具体计划将在明年夏天前制定。消费税增税将推迟到2017年春天，那么如何减少赤字呢？如不能提出具备操作性的计划，那么信用被再次下调就在所难免。（梁宝卫 编译）
◎《悉尼先驱晨报》12月6日文章
我们学到的衰退经验
澳大利亚国库部秘书长马丁·帕金森在卸任之际回顾了澳大利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历程。1989年12月，澳失业率是5.8%，但到1992年10月，已达11.1%。在这之前，澳大利亚的衰退已持续了7年。70年代中期惠特兰政府的衰退蔓延到弗雷泽政府，失业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1981年失业率是5.4%，1983年5月，已到10.3%，这是一段“停增长”时代。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20多年里，澳大利亚出现了“不间断”的增长，但期间仍包含了几段缓慢增长期。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消灭衰退，而是如何将衰退变小，并快速走出衰退。
澳大利亚上世纪70-90年代的衰退对经济有破坏性影响，出口和就业遭受了严重的直接损失。失业造成的社会和个人成本更难以估量。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澳大利亚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这并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受益于三大改变。一是生产市场（如石油、空运、交通、制造、农业等）和要素市场（汇率、银行、金融、劳动力）的宏观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提升了资源的分配效能，增加了国家收入，还让经济更具灵活性，能更好地抵御外界风险。二是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货币政策受通胀目标指导，由储备银行独立控制。财政政策根据《预算诚实宪章》及中期财政策略控制，并执行常规性回顾。三是独立性经济机构的建立，如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等。
帕金森强调这些改革是经济成功的重要前提，但增长还是要靠商业和房产。“澳大利亚不可能对经济循环免疫。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的经济改革意味着衰退发生的频次和严重性都将低于改革前的程度。”
（作者系《悉尼先驱晨报》经济学编辑罗斯·吉廷斯 贺艳燕 编译）
◎《经济学家》12月6日社论
美国精品投资银行颠倒乾坤
美国的大银行正在无休止轮次的缩减成本和裁员，而一批较小的金融机构却是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类小型金融机构被称为精品投行，自金融危机以来，他们已占领了兼并收购咨询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并正在赢得其他领地。
精品投行的兴旺结束了一个信条，即当接二连三的机构被更大对手摧毁或吸收后，联合是不可避免的。精品投行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个人关系，他们的重点业务是兼并收购顾问，对银行的业务规模不很在意。在拼资本的层面，由于破产或重组，原本有优势的大银行面临很多困境。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商业模式：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提供建议。精品投行能比大银行更有效地为客户产生利润。他们的成功也带来了观念的转变。成立于19世纪的瑞德集团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曾被很多局外人视为维持独立性和关注力的“遗物”，现在他们却代表了竞相效仿的楷模。
更多潜在的商业将被精品投行替代，最明显的是不需资本的资产管理。但精品投行的最大卖点是全天候可接触。这要求将注意力分散降到最低，保持扁平化的管理结构。这也增加了参与高度规划活动的难度，如吸纳储蓄、发放贷款、持有实物商品、结构化衍生商品和交易。客户不信任大银行，因为大银行存在着大量的利益矛盾。成本削减也妨碍了这些银行接触客户。比如尽管新兴经济的金融市场风起云涌，但大银行因成本削减，甚至缺乏深入新兴市场的人员。
但精品投行如此严重地依赖于个人投资者，无疑也潜藏着极大风险。但这是由员工和股东而非纳税人承担的，因此普通人无需对此担心。精品投行最近的成长表明，美国被围困的金融市场正在突围。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