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要义是减速治理

  (上接A1版)

  ——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服务业主体的一部分存在于事业单位，如科教文卫；另一部分存在着严格的管制，如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水电气供给与排污等。这些服务业部门按发达经济体计算，基本上占服务业价值的80%以上，而我国长期困在事业单位和管制中，发展很慢。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释放出中国的现代服务业的存量，吸纳社会资源进入，才能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参与到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中，服务业存量调整至关重要。

  ——重组地方债务，配合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近年来在地方大规模举债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重要社会基础设施的资产。按世界银行定义，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短期回报低，现金流也较差，但其关乎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中央政府应该按照项目期限、收益率、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和功能性特点，发行低利率的30年期以上的长期特别国债，对地方社会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购买，转移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通过税制改革，推进生产性环节的间接税制为主，向消费、收入所得、财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为主转变，削弱地方政府侧重于生产性投资的税收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2014年随着沪港通、自贸区的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有望再开启深港通、个人合格投资者即QDII2的推出、自贸区的扩大试点，技术层面的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基本完成，而同时国内推进的储蓄保险和利率市场化也同步完成。2015年底可以说实践上已经可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化进程，但同时风险暴露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这一冲击会打断很多改革进程，因此在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了重要的政策考量。

  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不要过度消耗政策刺激的资源，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政策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