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全世界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所从事的是一场永恒的战役，即力图达到不跑输基准指数的成果。因此，一个指数的改变通常意味着投资资产的投资组合的改变，而投资组合的改变意味着金钱的移动，而且是相当大一笔的金钱。
■对于国内外投资者而言，近期启动的沪港通就是一种很可能造成指数改变的刺激。主要指数的提供者，将增加与中国有关之资产在其中一些指数中权重的可能性在逐渐升高。上述改变无疑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并促使机构投资者增加中国股票资产在他们投资组合中的比重。
■随着投资者对中国股票投资比重的增加，中国股票的估值水平和融资成本也可能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些改变必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正面影响：一方面，他们得以进入规模更大的资金池；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证券市场在公司治理和监管等方面的水平，进而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古朗努(Ronald Gould)
数千年来，人类已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需要，即评量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表现。这一需要的呈现方式各异，比如保持游戏中的分数，或是计算战役中敌人伤亡的数目。这种评量的过程时常影响我们做事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行为受到“够得上”最佳方式的欲望的影响。这样的行为效果，没有比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更为明显。
尽管只有少数投资者回避指数间的比较，而仅仅关注某种程度的绝对回报，但今日全世界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所从事的却是一场永恒的战役，即力图达到不跑输基准指数的成果。多数的投资者，不论是被动的或是积极的参与者，着眼于将他们的投资组合绩效和一个指数基准对比。如此一来，一个指数的建构方式、它的构成要素和构成要素改变的方式，能够直接冲击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和其内在成分。因此，一个指数的改变，通常意味着投资资产的投资组合的改变，而投资组合的改变意味着金钱的移动，而且是相当大一笔的金钱。
机构投资者服从于这些投资基准的纪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客户，即那些拥有金钱的人想要知道他们的经理人表现如何。无法达到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将造成资产拥有者把资金交给不同的经理人，或尝试一条不同的投资途径。这些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我们应该认知到，资产其实是受投资指数基准和它们如何运作影响的。
《上海证券报》并非学术期刊，市场指数的运作方式对于其读者而言似乎是一个相当深奥的话题。然而，这一主题却深刻影响着中国市场的参与者、指数提供者、甚至政府政策者的行为。设计并管理市场指数的人会根据特定的标准和方法论去开展工作，其目的在于让指数的使用者信赖评量的标准并信任这一结果。为满足投资者的需要，指数的提供者，如大摩指数（MSCI）、金融时报指数（FT Indices）等，都尽力去设计出有效而可靠的基准指数，让投资者获得正确且可复制的比较基准。可复制是指数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在实践中，投资者无法投资于你设计的基准指数中的标的，那么你正面临错配的风险。而这一问题，正是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关注的问题。
像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投资者需面对很多限制，多个交易所和多种指数的存在以及多变的政策，这些无疑都是促使指数建构方式改变的因素。投资者、市场运营者和政府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或应如何做才能鼓励指数因应上述情况变化而改变，并让指数有效评估其追踪的市场。主要指数的改变会带来潜在的大额度资本流动和投资组合变动，因此上述情况的变化会对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国内外投资者而言，近期启动的沪港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就是一种很可能造成指数改变的刺激。因此，这一机制对于国内外投资者都非常重要。连同近期中国企业在境外市场上市（如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事件一并来看，主要指数的提供者，例如大摩指数和富时指数（FTSE），将增加与中国有关之资产在其中一些指数中的权重的可能性在逐渐升高。上述改变无疑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并促使机构投资者增加中国股票资产在他们投资组合中的比重。
随着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投资比重增加，中国股票的估值水平和融资成本也可能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些改变必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正面影响：一方面，他们得以进入规模更大的资金池；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证券市场在公司治理和监管等方面的水平，进而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市场准入限制往往是国际指数提供者首要顾虑。目前，中国监管部门也清楚意识到，对于市场和外汇的管制是让中国市场被完全纳入国际指数的主要障碍。中国监管部门正有步骤地逐渐消除上述障碍，而这也让中国市场离“被完全纳入国际指数”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当投资者能够在无限制的情况下买卖更多公司股票，他们会期望指数拥有代表性。
不可避免地，随着中国在新兴市场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会考虑由此对其所造成的影响。但如果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能因应时势变化而推出正确的新政策，那么达成“双赢”局面并非不可能。
（作者现任博誉顾问集团主席，曾任巴克莱银行资产管理部副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