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力量

  （上接封一）

  货币力量 人民币争锋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让世界越来越不愿意忍受美元计价体系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解决方案并不在于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而在于强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七十年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联合国会议首次确立了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是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尽管该体系于1973年宣告结束，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然确立。斗转星移。如今，在金砖银行成立、石油人民币等崛起的背景下，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巨变。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介绍，布雷顿森林会议带来了三大体系，其中包括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IMF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扶贫，后者扮演金融“消防队”的角色，此外还有1948年正式生效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

  “虽然现在不能说金砖银行会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已经反映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主导权。”他对上证报记者说。

  而在彭博经济学家欧乐鹰看来，中国经济外交战略中的“两手准备”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货币力量。

  他对上证报记者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明显重塑。G20及新兴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似乎在经济外交战略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它正在世界银行和IMF等全球性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和一个新兴市场，它在区域内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贸易制度，并在投资和金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7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创立不啻于一场金融格局地震。陆红军认为，一种“双机构双基金”的格局由此形成，即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下一步还将涌现更多的同类区域性金融（如海上丝路基金）机构。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反映出一个时代正逐渐远去的现实。世界已经改变，基本上是越变越好，因为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小。金砖银行体现了这一点，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

  与多元化金融体系相伴而来的，还有“特里芬难题”。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或是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必将崩溃。

  有海外媒体评论称，中国的崛起让世界越来越不愿意忍受美元计价体系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解决方案并不在于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而在于强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中国政府正在力推的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更大的好处在于分散单一美元计价体系的风险。这一努力包括与美元、澳元、新西兰元、英镑和日元等多国货币建立清算安排，以及在中韩自贸区实现韩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其中一项枢纽措施则是沪港通，它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的金融脉络，让人民币国际化真正打开窗口。此外，法国、德国、英国及新加坡等国已获得了RQFII配额。

  “石油人民币”的崛起成为另一项重要进展。海外媒体近日披露称，阿联酋与中国将很快启动35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阿联酋将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这是一个月来第二个推进与中国进行本币互换的中东产油国。这意味着人民币在渐渐向“石油美元”的核心地带——中东渗透，由此将带来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更高的地位。

  数据显示，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累计已突破16万亿元，海外人民币资金存量预计已达2.6万亿元左右，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

  资本“羽化” 中国制造借助产业资本出海

  在渐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世界不再由单个国家所主宰，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多极化”的角力。在此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正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

  全球贸易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Amber Road的中国区副总经理唐涛今年的工作相较往年变得更忙碌。伴随各类自贸协定谈判加速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走出去。

  “我们得到了更多客户的咨询。”唐涛对上证报记者说。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还未正式签署，但有越来越多像Amber Road这样的企业开始关心如何享受自贸协定带来的益处，如何利用系统工具去分析可以应用到自贸协定的业务，以此来协同采购以及与其他部门进行内部准备和调整。

  “过去中国企业的外贸，往往局限在中国工厂代工生产、中国口岸交货；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积极拓展全球的业务，包括发展贸易网点，开设在海外的工厂和办事处。”唐涛说。

  Amber Road的名字来源于古代欧洲著名的“琥珀之路”：公元前古希腊和罗马的商人们，将琥珀运送到地中海诸国，由此带来贸易的兴盛。

  经过世纪更迭，琥珀和香料等作为贸易主要货物的时代一去不返，电脑等电子产品如今成为穿梭在贸易要道上的主流，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象征，也缔造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如今，这种“未来”正以全新的形式出现：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贸易实现了资本与资源的互换。今年，中俄结束了长达10年的天然气供气谈判，正式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国还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合作。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海外媒体撰文指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奇迹，中国也在经历这种渐进的阶段转换。提高生产力必将被赋予更大的权重，这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许多要求。越来越多领域亟待资本密集型的投资。高铁及基建等“中国制造”正在用这种产业资本与工业制造组合输出的形式，活跃在世界贸易舞台。

  阿根廷政府曾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购买24.7亿美元的铁路设备，其中21亿美元由国开行提供项目贷款融资。今年3月，在莱茵河畔的德国港口城市杜伊斯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声锣响中迎接一趟货运列车到站。这条“渝新欧”铁路总长1.1万公里，起点为中国西部城市重庆，这是连接中德两国经济的“新丝绸之路”。

  四个月后，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顺利实现通车。该铁路工程的完工标志着中国首次在海外参与建成了一条高速铁路，其中也包括中方所提供的7.5亿美元贷款。临近岁末，中泰铁路合作重启、中欧陆海快线、中国企业签下百亿美元尼日利亚沿海铁路大单，中国的产业资本输出亮点频频。

  “通过跨边境修建公路和铁路以及对亚洲港口进行升级，中国正将邻国的繁荣与政府间关系绑在一起。”研究咨询机构龙洲经讯资深亚洲研究员汤姆·米勒认为，“这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地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在《大外交》一书中直言：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

  答案也许不会很快揭晓。但在渐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世界不再由单个国家所主宰，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多极化”的角力。在此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正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