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希腊退欧热潮与前两次有本质不同。通货紧缩一直是悬在欧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这把剑终于掉落下来，通缩对债务结构的再改造，势必将恶化欧洲博弈氛围，降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移资源的可能，加大债务风险，而偏偏眼下德国的经济权威和领导力正在被削弱。从希腊来看，退出已从“非选项”变成“可选项”；从欧洲来看，无论这次希腊是否退欧，欧洲一体化内生稳定性已被明显破坏，动荡、混乱和萎靡将不可避免。

  □程实

  刚迈入2015年，希腊便涌动起第三波退欧潮。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热议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在2010年初，第二次在2011年下半年。两次都“雷声大、雨点小”，不仅希腊没离开，欧元区还在持续扩大。所以，市场普遍认为，第三波希腊退欧潮，也会同前两次一样，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即便在1月25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反对党左翼联盟赢得大选，其反紧缩的叛逆论调也不会导致欧元区破裂。

  实事求是地说，2015年希腊退欧绝对概率的确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轮希腊退欧风波和前两次完全一样。世易时移，现在的欧洲经济基本面和内部趋势结构已有了重大变化，这让欧洲的政治氛围变得大为不同。面对第三次希腊退欧潮，德国和希腊的选择已不像前两次那样唯一、那样笃定。

  欧洲一体化，从来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莫伊西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里所强调的，主导欧洲分分合合的，是两种地缘情感，一种是希望，即以德国大国梦想为核心的整体崛起希望；另一种是恐惧，即夹杂着各种历史元素的恐惧，包含对身份认同缺失的恐惧，对德国民族主义苏醒的恐惧，对战争历史重演的恐惧等等。金融危机爆发后，希望越来越小，恐惧越来越大，这恰是欧洲一体化踉跄前行，整个欧洲同床异梦却又不敢分手的根本原因。

  希望是简单的，恐惧却是复杂的。“恐惧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多面的事实”。时间会冲淡或加深一些和另一些恐惧情绪，这正是第三次希腊退欧有别于前两次的地方。从希腊的角度看，其在欧洲感同身受，并且地缘恐惧情感在自身体内不断发酵，这让其的选择比前两次更加扑朔迷离。

  其一，对经济混乱的恐惧在减弱。希腊诗人欧里庇德斯有句名言：“一个曾经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当他走出危险，忘记恐惧的时候，有时他也忘记了自己的承诺”。2010年至2013年，希腊实际GDP年均萎缩5.72%，而1980年至2009年，希腊经济年均增长1.9%，经历过如此惨痛的长期衰退，希腊对退欧带来的任何短期经济灾难可能都不那么恐惧了。更重要的是，希腊正在走出危险：2014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为0.6%，近7年来首度正增长，IMF预测的希腊2015年至2019年增长均值高达3.4%；2015年，希腊人均GDP也有望实现2008年以来的首次回升，达2.23万美元；财政赤字率则有望从2009年最高的15.65%降至2015年的2%以下。和前两次不同，2015年希腊是有经济复苏基础的，走出了危险，就更有实力去和欧洲权贵斡旋，更有底气对欧元区说不。

  其二，对通缩效应的恐惧在增强。通货紧缩一直是悬在欧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这把剑终于掉落下来。2014年12月，欧元区HICP（调和CPI）同比增幅降至-0.2%，进入绝对通缩区间，并连续15个月低于1%。希腊自2013年3月至今，就一直处于绝对通缩状态，HICP同比增幅连续为负。而前两次希腊退欧风波期间，欧元区通胀率均为正值。从温和通胀到绝对通缩的转变，对于债务危机中的国家而言，意义格外重大。通缩会自然加大债务的实际负担，这意味着，债权国削减债务的激励非常小，而债务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加大。通缩对债务结构的再改造，势必将恶化欧洲博弈氛围，降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移资源的可能，加大债务风险，并最终抬升希腊脱离体系的概率。

  其三，对德国的恐惧在摇摆。欧洲一体化持续推进的一个必要要素是，德国始终强大。也就是说，德国越强大，欧元区存在的必要性就越强；另一方面，强大的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黏合剂，也就是说，德国越强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就越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的德国经济并没有表现出一贯的、具有独立性的强劲，第二、第三季度，德国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仅为-0.3%和0.3%，徘徊在停滞甚至衰退边缘；2014年前三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分别落后同期希腊经济增长率0.2、1.7和2.7个百分点，而此前18个季度，德国经济增速高于希腊平均7.92个百分点。德国经济权威和领导力正在潜在削弱。德国经济式微，既降低了欧洲国家对德国民族主义复兴这一长期可能威胁的恐惧，又增加了各成员国对丧失区域稳定的恐惧，两者都加大了欧元区的破裂可能。

  其四，对欧洲没落的恐惧在深化。莫伊西教授在其著作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结论：“即便欧洲以及世界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欧洲的未来似乎仍然只是稳步的衰落”。与2012年以来强势再崛起的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正不断滑向失落的深渊，2006年至200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一度高于美国。但2009年至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始终落后美国，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估值落后美国1.74个百分点，落后幅度较2014年上升0.42个百分点。而据IMF预测，欧元区经济相对美国的颓势还将在2016年至2019年延续。欧洲不仅是个经济区，也是个民族结构区，一旦对经济没落的恐惧加剧，民族结构的冲突就可能逐渐变成主题。

  其五，对陷于被动的恐惧在抬升。自危机以来，一种对欧元区的疏远感在欧洲各成员国间蔓延，南欧国家尤其如此。与2010和2011年不同的是，2015年，这种感觉更浓烈，英国和西班牙都将于年内大选，虽然概率不大，但退出欧洲一体化都会变成这两国的可能选择。假设欧洲一体化必然会出现多个裂痕，那么，第一个退出的国家将有可能只受一次“阵痛”。也就是说，其他国家退出可能性加大，实际上也增加了希腊对失去主动的恐惧，进而加大了希腊激进选择的可能。

  总之，第三次希腊退欧热潮与前两次已有本质不同。从希腊来看，退出已从“非选项”变成“可选项”；从欧洲来看，无论这次希腊是否退欧，欧洲一体化内生稳定性已被明显破坏，动荡、混乱和萎靡将不可避免。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