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去年CPI上涨2.0%，比年初确定的3.5%的目标低了1.5个百分点，创近4年来新低。有分析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层级在双双改善中，且今年这一态势会更趋显著，因此不大可能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缩，CPI走低总体上讲利大于弊。

  简单地看，确实如此。CPI并不是判断经济是否出现通缩的唯一标准。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经济增长方式、就业、需求等，都是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通缩、有没有出现通缩的重要条件。尤其需求，在经济运行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是决定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的最主要条件之一。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在调整中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也在转型中逐步趋向合理，经济增长方式则在发展思维的转变下有所提升，就业按官方数据也在逆境中增长。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问题比较严重甚至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局部改善、小幅改善，很难对经济运行产生显著作用。而且，外部条件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有效需求不振仍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一些好的举措与办法，也往往受地方政府执政思维的影响，难以产生好的效果。

  美国经济所以能在全球经济都还严重低迷的情况下，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是个人消费在显著反弹。虽然我国经济结构与美国有太大的不同，个人消费尚无法像美国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但我国毕竟是个人口大国，消费潜力充沛。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扩大需求的途径，能否把各种消费都激活。事实上，从近段时间以来媒体讨论比较集中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偏高的问题中便可看出，我国消费为什么难以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原因确实是多方面的，而且重点在政府方面。早在若干年前，就有比较研究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相关职能部门还与学界、媒体、公众有过激烈争辩。在尚没有争辩出结果的情况下，今年又提高了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给公众最强烈的感觉是，我国社保缴费基数标准进入了全球高水平国家之列，高达工资总额的4%至50%。而在全球，也就12个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而其他11个都属欧洲的高福利国家。

  无论是税负太重还是费负太重，都直指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这直接导致了各界舆论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消费能否被激活、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提升的关注。试想，税费负担这么重，个人还有多大的消费能力，企业还有多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和投资空间？

  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我国目前的CPI持续走低，是建立在广义货币（M2）高于美国，实际GDP却只有美国一半略多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按照广义货币和经济规模的关系，理当是CPI比较高的格局，至少不该只有2%。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通缩的现实格局可能已经形成。从这个角度看评析，CPI持续走低绝非好事，更非总体利大于弊。恰恰相反，CPI这把剑，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相当锋利了。更何况，在CPI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衡量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的另一个关键指标——PPI更已连续34个月在负通道运行，证明我国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正在变成现实。

  当然，CPI持续走低，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运用的空间更大了。因此，也有专家认为，降准、降息的概率在进一步扩大。现在最大的疑惑，就是降准、降息为了啥。如果单为刺激经济，那么，作用与副作用的比例恐怕会基本相当，甚至后者大于前者。因此，现在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政策的作用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身上，让实体经济能切实感受政策的阳光雨露，并通过实体经济的复苏，有效提升消费能力、发挥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考虑到去年在货币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相当到位，笔者以为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更多应是财政政策。这不妨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扩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让这些企业尽快摆脱困境；二是实实在在地制定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税收政策。同时，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