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例如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开放利率等。但是,鉴于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
□ 迈克尔·海瑟(Michael Heise)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此举大受欢迎。但是,鉴于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
疲弱的全球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美国经济似乎正在重回正轨。2014年11月,美国失业率的下降速度超过预期,失业人数下降至910万,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的这些积极发展再加上现有的积压需求,将帮助整体GDP在2014年增长2.3%,在2015年增长2.8%。
欧元区的前景不那么乐观,金融危机的影响、高财政赤字以及迟来的改革,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南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10%以上),希腊和西班牙甚至高达25%,再加上经济持续疲软,这些都令人担忧。虽然大多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欧洲国家似乎已经克服了经济衰退,但其经济增长率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经济疲弱的还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增长还远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常见的水平。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2014年的增长将仅为0.3%,2015年预计为1.3%,相比2008年之前的几年,1.3%的增长只是小巫见大巫。
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4年第三季度增长了7.3%,全年经济增长预计为7.4%,2013年的增长为7.7%。2015年的前景取决于中国持续的内部改革进程,以及许多工业化国家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仍相当疲弱的增长动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速仍能达到令人羡慕的7.0%。
在此背景下,为了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例如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开放利率等。但是,鉴于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
中国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可持续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的高效利用。有效的市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自由的、反映商品相对稀缺性的价格和利率,被证明是高效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价格越高说明商品或资源越稀缺,贷款利率较高,投资的风险就越高。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体制和监管框架,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
价格和利率的放开,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大爆炸”的骤变方式——物价和利率一夜间完全放开;或渐进的方式。渐进的方式让过渡阶段更加平顺,让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机制。但是,如果过渡期过长,对过时结构和技术的保留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如果利率或价格只在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放开,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还会阻碍创新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中国,一些新建城区空无一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攀升,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资源配置失衡正愈演愈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从2008年的148%增加到2013年的220%。借款人主要是企业,而居民和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迄今仍然较低。但是,不仅是借款人,贷款人也让人担忧,因为严格控制的国有银行业刺激了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机构如难以控制,可能在危机期间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不良贷款率的增加是产能过剩的另一个表现,迟早会损害贷款人的利益,虽然商业银行1.16%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仍处在温和水平。反映贷款人信誉和融资项目盈利能力的贷款利率,能帮助防止资源的不当配置以及泡沫的形成。这也意味着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任务上有着严格的分工。不过,最近有报道称商业银行向农业部门及小微企业的贷款急剧上升,反映出政府的改革重点,不禁让人们质疑这种分工是否真的付诸实施。
环境和人口是中国增长面临的挑战
不过,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农业部门和环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空气和水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增长的障碍。水质量问题让农业部门和需要淡水的行业非常头痛。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每年空气污染产生的成本高达3000亿美元。通过对企业征税、消费者收费的方式内化污染产生的成本,不仅能提升环保意识,而且还能为必要的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厂提供资金。
另一项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15至59岁的工作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其结果是,一些部门的工资已经开始上涨。鼓励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繁华沿海地区转移,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中国东部地区逐步出现的劳工短缺问题。
但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在国家开发计划的持续扶持之下,内陆省份的吸引力有所提升,但西部向东部的人才流失,阻碍了内陆省份的长远发展。这可能导致地区差距,即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甚至进一步扩大。2013年年底,天津的人均GDP值仍是贵州的五倍,西藏居民的人均存款只有北京居民人均存款的13%。
此外,内陆省份的老人由谁来照顾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未来20年,65岁及以上的人群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到2035年,该年龄段的人数将达到2.82亿。这意味着,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其中,超过 1200多万人可能需要长期护理。随着家庭结构的解体,正式护理照看和护理院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但是,鉴于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中国有机会实现无障碍、年龄友好型城市化发展。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在规划未来城市时,应该将老龄化问题考虑在内,以实现城市化目标:无障碍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方便的医疗和护理设施、超市和商店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以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计划提供资金。如果退休年龄不逐渐增加,到2050年,15至59岁工作年龄的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率将达到100:62;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老龄人口抚养比率将仅为39%。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以及至今仍覆盖率较低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私人养老保障对防止老年贫困必不可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有助于提升私人养老保障的吸引力。
鉴于这些挑战,这些改革措施什么时候实施,将成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性因素。有必要推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虽然大的变化总会带来新的风险,但是改革方案的任何延迟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作者系德国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