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全球局势变迁最具敏感性观察与前瞻性判断的峰会，2015年达沃斯冬季论坛将年会主题定为“全球新局势”，体现了论坛举办方尤其是施瓦布先生对由诸多复杂因素纠合而成的今日世界变动脉搏的精准拿捏与不乏国际责任感的心忧。作为本届论坛最具分量的出席嘉宾，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这个头脑风暴高密度爆发的峰会上的主旨演讲，若要浓缩成让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中国已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尽管这个大国的经济肌体并非十分健康，但我们对自身状况有足够信心。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了美国对全球的领导权，诸如“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如何领导”，诸如“亚太贸易规则应由美国而非中国制定”，诸如“美国应该实施一种更加精明的全球领导权，将军事力量与强有力的外交结合在一起，并且动感建立联盟的方式来增强实力”，等等。一言以蔽之，对迄今仍是全球秩序主导国的美国来说，不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中心挑战其对全球事务的掌控权。

  细观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再到1973年宣告崩溃和牙买加体系接盘，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一超多强”（实则“一超”格局）格局，美国大约花了80年才搭建起基于硬实力、软实力相结合而生的机制化超级强国体系，但正如保罗·肯尼迪早就警告的，美国和历史上的英国一样犯了力量使用过度的错误。今日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24%，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经济实力强大到寂寞的超级经济强国了。尽管可以依靠盟友的支持，继续在国际货币金融与贸易体系中扮演绝对主导角色，但这种超越自身力量边界的霸权之举，很难持久。

  世人清楚地记得，6年多以前的2008年9月，当全球金融危机席卷美欧，并在遭遇了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达尔文主义”洗劫时，惊慌失措的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白宫政客们格外担心美国会因此失去金融霸主地位。小布什总统与其阁僚日夜操心的是如何在现有机制化体系内稳住美元基本盘，进而转嫁金融危机。随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所谓的7900亿美元一揽子救市计划、量化宽松（QE）、债务上限谈判、“财政悬崖”乃至博眼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回流、出口倍增计划，等等。今天看来，所有这些举措，真正能算得上治本之策的并不多。世人由此倒是看清了一个严酷事实：作为全球掌握核心金融信息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道德风险持续泛滥，不仅无法承担起全球经济稳定的重任，而且一再把金融玩得最彻底也最无耻。一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事实上，美国政府对美元债权人的口头承诺早被证明是一种国家级“忽悠”。在经济实力相对下滑且国际责任感下降的今天，世人再不能指望美国会对美元发行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也许还能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从国际货币均衡角度看，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乃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国际金融格局显然不能长期处于个别大国独家垄断的失衡状态。

  另一方面，经济总量与美国并驾齐驱的金砖国家，尽管在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难免遭遇曲折，例如俄罗斯，其本国货币卢布在并非十分恶劣的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之所以沦为市场弃儿，表面原因是能源主导型的单一经济结构被油价暴跌高度绑架所致，进一步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危机引致的西方经济制裁恶化了俄罗斯的经济预期，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元走强对新兴经济体资本的大规模席卷，而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建立起基于强大实体经济和有效金融力量工具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力”。足见残酷的国家竞争从来没有浪漫。但从国际力量变迁的趋势来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肯定不会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在愈益不确定的经济世界里，不断呈现出严重的功能性缺位。将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尤其可持续增长寄托于早已瓦解但阴魂不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身上，显然是追求一国之利的狭隘之举。基于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发展中国家元素与范式特征的公共产品，既是新兴经济体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制度安排，亦是他们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未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当会着力提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设计与供给能力，亦会在强化现有机制化平台的基础上，有序扩大本国的国际行为空间，以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进而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