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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盎格鲁—撒克逊
    特性的正反面
    2015-02-05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上帝与黄金》
      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著
      涂怡超 罗怡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读《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禾 刀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外交亨利·基辛格学者,当今美国最为杰出的外交政策专家之一。他在《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呈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史实,即凭借着对周围海洋的掌控,英国和他的美国继承者在过去三百年间建立了一个政治、权力、投资和贸易全球体系。“在近现代历史的黎明中,英语世界是某种具有全球效应的金发姑娘”,在历经无数历史事件锤炼的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不断引进、吸收、革新与发展,成功主导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事实上,沃尔特的这番研究,成了法兰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事实依据之一。

      在世界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地中海周边曾是人类文明最为繁盛的重要区域。后来居上的英国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谈不上是有利的”,也“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开放社会”。地理上的先天性不足,使得英国得以幸免许多战乱。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大举向“蓝色国土”进军,先后涌现出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之时,英国尚处于宗教变革的前夜。

      追溯历史,英国的崛起似乎有许多巧合因素,比如光荣革命后,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有着市场经济“圣经”之称的《国富论》。巧合并非不可能发生,但当科学技术与经济理论相互叠加并产生“化学反应”时,往往又意味着历史的某些趋势。

      有必要提示一下,沃尔特笔下的“上帝”意指英美宗教与道德的正统,“黄金”则暗喻英美顺应“看不见的手”这一人性规律而构建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当“上帝”与“黄金”实现有机结合时,市场经济赖以建立,不仅促进了英国的崛起,还催生了新的政治秩序。沃尔特认为,美国的建国与崛起并没有超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叙事结构,虽然北美通过独立战争脱离了英国的控制,但《独立宣言》的根源与英国一脉相承,本质上美国还是一个英语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浓郁英语逻辑思维的社会。

      在西方历史的厚重叙事中,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向来不可或缺。168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不仅成功取代了英国旧有的君主,而且确保了“国会至上”,开创了新的民主模式。更主要的是,光荣革命后,英国通过对宗教的持续改革,实现了权力的去宗教化。卸掉权力责任重担的宗教为赢得社会的支持,不得不走上变革之路。而不断变革的宗教总是充满活力,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道德理论根基。“对于动态宗教的信徒,变革在他们眼里既是进步的象征,也是展示信仰的最高美德的机会所在”。也可以这样说,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深入骨髓的创新精神,与动态宗教精神层面长期支持变革的熏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国富论》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石,但这一理论能否成为市场经济的普遍逻辑,市场经济能否有效建立,前提必须突破人性自利本能的道德枷锁——“当人们可以自由去跟随自己的本性,有秩序和富裕的社会就会自然产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导或是权威约束”。斯密强调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开创性地提出应顺应人性自利本能,而这显然与传统道德相左。从这层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理论一开始并没有考虑顺应当时的社会道德秩序,拟议中的市场经济首先必然面临无处不在的道德困境。虽然《国富论》问世后社会反响甚高,但一旦付诸现实特别是触及社会道德本真时,其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这种矛盾甚至可能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

      或出于担心想象中的市场经济因顺应人性自利本能之举,可能遭致社会道德的反弹,令市场经济功亏一篑,斯密在《国富论》问世之前好几年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这是斯密极其看重的一部著作,一生中数易其稿。但这至多只是从学术角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能否突破道德困境仍旧取决于对道德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宗教的态度。

      在某些时候巧合也是历史。在《国富论》出版八十多年前,光荣革命已成功,英国宗教开始步入变革的快车道。而宗教的变革恰恰为道德松绑提供了帮助,这也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率先建立市场经济,并继而掀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正因如此,沃尔特称“英国的崛起并非仅是关于蛮力或者经济上成功的问题。首先它是一个道德成就”。想想中国历史上商人所遭受的种种怪异待遇,再好好嚼下沃尔特笔下的“道德成就”,想必会得出更深的体会。

      当然,一个社会的发展壮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必然牵涉许多方面。比如,今天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远离一战、二战主战场,是其特别的幸运,实现弯道超越的重要因素。再进一步看,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当年以坚船利炮在亚洲、非洲殖民地“开疆拓土”,肆意掠夺资源,到底掠夺了多少财富恐怕已难以计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财富为其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再比如,北美大陆包括澳大利亚的开发,与其说是殖民,不如说是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北美曾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有过灿烂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美国最新公布的印第安人口为250万,而在美国建国初,印第安人人口有约8000万。

      不容置辩,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是近三百年来表现最为突出的人类社会,其全球权力和威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今仍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尽管英美人在各处的小规模战争中输给对手,却赢得了主要冲突的胜利,其发展模式与经验确值得认真总结。不过,任何经得起沉淀的总结经验,既应客观认真梳理其发展优势,也应力避先入为主地抱着成见,然后提着鞋子找脚,至而忽略其发展过程中的那些阴暗的,也可能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