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日前，中国央行决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央行此次降准，是采取了普降加定向降准的方式，力度之大，出人意料。这也是中国借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风潮的顺势而为之举。

  进入2015年后，宽松货币政策风潮席卷全球。先是瑞郎脱钩欧元，再到印度、秘鲁、埃及、丹麦、土耳其、挪威、加拿大等国齐齐宣布降息，再到之前欧央行启动18个月的量化宽松政策，俄罗斯宣布降息200个基点，以及澳大利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基点至2.25%。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亚太地区，全球多家重量级央行相继推出宽松政策来应对通货紧缩风险及经济疲弱，由此而来的“货币大战”也一触即发。

  问题是，全球央行竞相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大搞“货币大战”， 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这些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仍不得而知。可以说，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但该理论的缺陷就在于，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地归结于一个因素，就是货币的发行量，从而排除了影响经济的其他多种因素，这使其理论只能在特定经济环境约束下才能发挥效用，不可作为长期的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回归到现实经济中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将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拉入衰退的“泥潭”。为应对危机，发达经济体央行连续采取价格宽松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增加货币供应量，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实践。但其结果是，除美国外，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并未有多大改观，失业率也并未有多少下降，而流动性泛滥却通过资本外流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而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价格上涨，并面临沉重的通胀压力。

  可令人不解的是，明知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这条路会越走越窄，但截至目前，发达经济体央行仍在走，并且带动新兴市场经济体紧随其后。笔者认为，竞相贬值如果作为一种货币战略来审视的话，一定要为经济的真正稳健增长服务，并且，更需要从需求、供给、经济转型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多方面入手。正如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量化宽松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的“3T”，即传递（Transmission，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牵引（Traction，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和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当局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具体承诺目标的坚定信心）。但基于“3T”的分析表明欧洲央行应该三思而后行。在量化宽松时期，货币政策撕去了纪律和连贯性的伪装，从而将经济带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特别是全球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而言更是利大于弊，因为这会抵消美联储收缩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影响。假如美联储加息，那么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会不断贬值，这从长远看，根本不符合各国货币战略所要达到的目的。

  再看中国，去年至今，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包括不断走低的PMI指数、CPI、PPI和继续减速的房地产投资等，同时，市场利率面临上行压力。于是，央行通过降息、定向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启动SLO、SLM、MLF等流动性管理工具，进行预调微调来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松紧适度，降低市场利率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另外，我国面临的国际收支情况也已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虽然经常项目还有顺差，但资本与金融项目已经出现逆差，外汇占款变化已经不再是创造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并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保持广义货币的合理增速和适度的流动性水平，保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增长，支持小微和三农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进一步体现了继续加大对调结构、转方式的金融支持力度。由此可见，从降息、降准这个总趋势讲，中国央行似乎与全球央行行为方向一致，以求借全球宽松风潮顺势而为，但从产生的实际效果看，要比全球其他央行宽松政策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只要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通过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走出通缩“风险区”，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所追求的增速适宜、结构优化、物价稳定、社会和谐的“安全区”。所以，下一步，重中之重就是需要引导降准所释放的资金真正用于支持实体经济，让货币政策在能够托住经济稳定增长底线同时，更好地促进调结构、转方式以及经济质量提高。同时，降准的宽松政策措施，也将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进入贬值通道，但在当前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不利于中国出口复苏的环境条件下，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对稳出口有益。不过，中国绝不能走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路子，还是要确保人民币汇率在不断增加弹性基础上，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稳增长提供良好的汇率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与诊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