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较大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一些政策仍然偏重于 “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而忽略了“软投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等)”，这很可能只关照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导致长期经济竞争力和增长质量的下降。因此，投资动力转换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前提和关键。

  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大向“创新”投资。当前，全球新一轮创新浪潮正在袭来，世界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企业层面更是不断加大创新投资强度。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跨国企业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有76%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增加企业的创新投资，其中有31%的企业表示将会大大增加投资力度，71%的受访企业在过去三年里加大了创新投资。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新一轮增长竞赛中保持地位，必须加大推动“创新”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财政/科技资金的支持。

  其次是要继续加大向“中国制造”投资力度。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新的重构，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智能网络、超级计算、虚拟现实、产业互联网、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过去十几年，我国制造业投资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的比例，从1995年的40%，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非常巨大，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此外，从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经验来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经费比例均达到1:3左右，而中国在2009年为1:0.43，2011年为1:0.45，2012年反而下降为1：0.397。创新驱动要求企业消化吸收的投资比例大幅升高，把中国创新的后发优势实现出来。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是要全面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是全面提升国民财富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重大国计民生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存在明显不足，须从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入手，在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基础上，针对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环节，如城际交通、城市地下管网、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农业水利、农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中西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工程，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参与城市经营，更多研究国有设施和国有资产经营权的转让措施和办法，提高国有资产和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投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生态恶化仍是制约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投资。应加快天然林保护区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投资，实现向低碳、资源有效利用的绿色经济转型；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加快大型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加快沿海省份核电的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循环经济工程。

  第四是要下大力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未来，我国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一要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二要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