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昉
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固然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
一是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供给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
二是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为了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推动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出去，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
三是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四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环境和科技条件绝不悲观，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根据我们的预测，假设仍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劳动力短缺、资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时期平均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下降到6.2%。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固然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本文将揭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
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是，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加大投资刺激需求，可以预期的增长潜力可达8%。这与笔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判断相差大约1-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3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判断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GDP的差别。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低于其潜在增长能力，研究如何填满这个“奥肯缺口”不啻为十分重要的话题。
问题在于，与笔者所做的估算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例如，笔者估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笔者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可以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效果，也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到2个百分点，可见改革红利也颇为不赀。
无疑，供给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例如，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更快增长的生产率，都可以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其购买能力，实现“萨伊定律”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增长可以使原来消费不起的产品数量成为可能的消费品，投资扩大导致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也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供给能力。
不过，需求转化为供给是有约束条件的。首先，消费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封闭经济，即在不考虑进口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外竞争者仍然可以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则这个消费需求的扩大还不能转化为潜在增长率。其次，投资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产能过剩。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许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并且因此积累了金融风险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扩大只能诱导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潜在增长能力的提高。
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当我们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时，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已经显现出来的现实，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或生产率驱动转换，是预期达到的新常态目标，而结构调整则是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唯一途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
因此，为了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遵循库兹涅茨演进方向，或者说必须是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潜在的危险，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违背生产率提高方向，甚至成为逆库兹涅茨式的，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逆流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
首先，人口转变趋势导致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各种研究都表明，农民工的增量主要来自于每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少年，大体上可以由年龄在16岁-1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代表；而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开始返乡。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户籍在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形成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例如，根据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16岁（大约为初中毕业）到19岁（大约为高中毕业）的农村人口，2015年为3513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458万人。事实上，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年-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其次，经济周期使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和工资持续上涨，引导农村青少年在初中毕业后（甚至许多人从初中辍学）匆忙加入非农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与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的行业，这些行业现实地或者潜在地存在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的风险。如果遭遇经济波动，这些农民工将遭遇周期性失业的冲击。由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技能要求，根据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加上农民工尚未获得失业保险等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新一代农民工也无法利用农业作为其就业蓄水池，将会造成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变动和社会风险并发的现象。
第三，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消长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增速减慢，特别是与劳动力成本提高有关的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以及与房地产降温有关的建筑业增长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长相对快，比重有所提高。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第三产业，例如，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来看，2013年第二产业为1.45，第三产业则为1.22。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产业转移，则产生劳动生产率总体下降的效果。从根本上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例如，如果是随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从直接制造过程的产前和产后两端衍生出生产性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必然较高，而且是创新驱动的结果。相反，如果是制造业相对萎缩导致工人转向低端服务业，或者仅仅是“营改增”造成的统计口径的变化，则不会产生库兹涅茨演进效果。
保持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库兹涅茨演进方向进行，通过调整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和比较优势变化方向，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好，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实现的，既包括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包括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人为保持夕阳产业或想当然地选择新型产业，或者维系僵尸企业，都是违背生产率原则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意味着必须容忍能够淘汰落后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增长速度下降。迫切需要的改革，要着眼于给企业制造竞争压力，促使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出去，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式，以防止制造业过早、过快地流到其他新兴经济体。
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曾任世界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青木昌彦教授，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我们的计算表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未来为中国贡献大约0.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这个贡献幅度对于一个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旨在努力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却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
而且，这里所说还仅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大多数利用增长账户和生产函数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一般都只是用教育数量指标代理人力资本，得出的结果都很显著，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都不是很大。经济学家马纽利等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一旦考虑到教育的质量，人力资本成为一个更加完整且充分的变量，其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还大。可见，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从数量上提升教育水平，关键是增加新一代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一般来说，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大幅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依靠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则在于以何种教育模式，以怎样的效率，教授学生什么知识和能力。一个重要的教育模式选择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比例应该如何确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国数据时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义。
首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人均收入与职业教育相对比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按照这个统计“规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职普比）平均为0.52︰1.00，而中国的该比率高达0.80︰1.00。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形成过高的职普比，则意味着中国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较低的时候，就过度发展了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侧重通识教育、培养学习能力和就业的软技能，有利于培养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中善于适应和调整的劳动者。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政策力度应该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到产业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许多以具有发达的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近年来职普比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在1998年-2012年期间，高中阶段职普比在德国从1.82︰1.00下降为0.93︰1.00，在韩国从0.67︰1.00下降到0.24︰1.00。这种趋势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经济学家埃克豪特等人发现，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也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分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从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时，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科学、技术、设计和管理等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中国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对后一类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这是不能靠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
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
当前，人们对世界经济有一个判断和一个期待。这个判断是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下行的长周期，或者如一些人用“新平庸”所概括的趋势之中；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蓄势待发，期待其给平庸的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契机。虽然本文无意为这个判断和这个期待给出确定性的一般答案，然而，我却认为，无论上述判断是否成立，上述期待是否可以成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全球环境和科技条件绝不悲观，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西方经济学观察到的长周期，是以资本存量调整为内涵，以利率波动为表现的长期经济增长波动现象，主要是依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做出的判断。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观察到的经济周期表现，也不再必然影响全球经济的整体趋势。例如，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疲弱，美国经济却显示出较强劲的复苏趋势；部分金砖国家增长势头放缓的同时，印度却开始加快增长步伐；国际投资者概括的诸如“新钻11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和“薄荷4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都可能利用方兴未艾的人口红利实现超越周期的增长表现。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新七国集团”，GDP总量已经于2014年超越了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法国和日本组成的原有“七国集团”。所以，以发达国家表现做出经济周期的判断，并不必然反映全球经济趋势和走向。
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三次科学革命，分别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带动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科技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却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稍纵即逝的，而是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因此，被冠之以“科学技术革命”的这几次大事件，产生的是具有“通用技术”性质的新技术，其在各个领域将反复经历开发、应用、再开发、再应用的过程，在两次科技革命之间不断掀起创新浪潮。例如，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琼斯的计算，美国在1950年-199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80%的贡献来自于以前发明的科学创意的应用。不过，这种不构成科技革命的创新活动，也并不是唾手可得，而有赖于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大规模投入。
一般来说，每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后，处于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会率先应用新科技加快经济增长，随后，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后起国家相继跟进，应用新科技加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所以，越是距离上一次科技革命时间较久，越是临近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科技的机会窗口越大，赶超的成功率反而越高。就总体科技发展水平来说，中国尚未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也意味着我们仍然具有较明显的后发优势，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创新驱动增长。无论下一次科技革命重点领域是什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都必然是中国充分挖掘现有科学技术存量，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支撑性技术。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