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个数学专业博士去证券公司应聘，有人开玩笑似地问，国内证券公司只用加减，乘除都用不到，你去做什么？这样的故事经常出现在高校毕业的博士生身上，所学与企业所需相差甚远是国内高校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具备创新能力的金融精英却明显不足，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金融人才更严重缺乏。今年春节前后国人去日本抢购马桶盖的报道，说明制造业同样创新型人才匮乏。笔者有不少在企业工作的博士朋友，尽管待遇相对较高，但工作性质和特点、职业要求、工作价值观、成就感及职业认同观等方面的极大差异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很快又回到高校。

  高校人才参与企业创新、产学研结合早已是老生常谈，但高校产学研无论规模还是支持力度都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主体的模式与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主体的模式存在一定矛盾，高校在制度上也缺乏激励教师与企业联合科研的机制；更别说有部分企业目光短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缺乏大局观的意识，追求立竿见影的项目和效果，不愿意花大量人力和财力参与产学研合作了。根据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大学与企业研发互动反馈的周期约为3至5年，而从基础研究到发展为10亿美元规模的产业约需10至15年。如果是短平快思维，结果可想而知。

  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是推动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之无愧是“国家进步的灵魂”。国务院日前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要求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旨在推动科研人员加快创新。对此，笔者以为美国科研人员在助力企业创新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以金融业为例，闻名华尔街的数量金融大师Jim Gatheral，博士专业是理论物理，但他在金融衍生品定价和风险控制等领域贡献非凡，其波动率曲面的专著被视作数量金融的经典之作。类似案例绝非个例，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到德州仪器高层，美国形形色色的“宽客”来源于名牌大学的理工科博士和教授，为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设计复杂多变的产品建模并控制着风险；一群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尝试将他们的技术应用于证券市场。国外顶尖大学的顶尖教授与工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很多都创办过公司或在一些公司任重职。有不少大学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选择去企业并最终留在那里。

  我国产业界和学术界在观念和看法上还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界往往认为学术界的研究自娱自乐，而学术界则认为产业界研发水平低下、技术含量不高。高校毕业的博士进入企业后，日常工作内容往往与所学关联性不强，由于在业务熟练度方面反而不如工作多年的本科生，以致有博士生不如本科生之论。其实，高端人才进入企业的价值在于及时发现企业在技术、运用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们的优势在于视野更开阔，其所提出问题的深度或创新能使产品更有发展潜力，从而在更深层面上为企业创造价值。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布局工业变革路线图，以抢占工业制高点，支撑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就业。从德国的工业4.0到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到“日本产业振兴计划”、再到法国的“新工业法国”，都在借助互联网和智能软硬件技术，实现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制造2025”规划同样是为了占据工业互联网的制高点。为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引领创新的顶端科学家，也需要技术精湛的优秀工程师，更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底端操作技术工人。

  《意见》强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同时要求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制度，让科研人员参与到企业创新中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在笔者看来，国内企业面临产业升级，科研人员也该主动进入企业，放下架子、沉下身子、磨开面子、耐住性子，多与企业合作，更深入了解企业需求，熟悉企业流程，发现企业在技术、流程等方面的缺陷，主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提高效率，并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获取真正的产业前沿需求，并将与产业界结合产生的财富转化为知识，进而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

  而对高校来说，也应鼓励学生去企业实习，在科研产出过程中，锻炼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通过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行人才相互流动，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良性互动，实现高校与企业的互助与共赢。企业作为市场需求的过滤器，可将一些中长期需求通过项目资助、学生实习等方式转移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当然，企业要拥有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高校实习生、耐心指导实习生，积极配合科研人员的工作，通过深入的合作研究，将科研人员的知识转化为财富，共同推动我国创新。

  （作者系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