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亚投行（AIIB）为代表的新金融公共产品的出现，表明新兴经济体如今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向世界提供有别于美国机制化霸权范式的金融产品与配套服务体系。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也有望在竞合过程中逐步实现范式转换，这一过程有可能持续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章玉贵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国际体系变迁尽管主要由内生要素决定，但在表现形式上均由一系列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所引致。无论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还是维也纳体系乃至联合国体系，以及今日的美国机制化金融霸权体系，概莫能外。

  依此视角审视，亚投行的筹备与即将挂牌成立，尽管短期内尚难断定其在本世纪的国际经济格局变迁史上就一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国际事件，但只要这个主要由中国发起和设计的多边合作组织能顺利运行，且有关参与主体能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与相关权力执行与分享机制，那么亚投行的角色定位极有可能从一个嵌入现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力量杠杆发展成凝聚二十一世纪人类共识的新开发性金融体系。从而在倒逼既有全球金融公共产品改革的同时，带动新一轮金融全球化动力机制的切换。

  笔者早在2008年即说过，中国应积极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并为此提出了若干主张与政策建议，同时也分析了既有国际金融系统变革的相关约束条件。从那时起至今，全球金融秩序变迁在出现刻意停摆状况的同时，更孕育着新兴动力机制。其间，最为紧张的显然是作为既有秩序主导国的美国。某种意义上说，小布什肯定不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因为在其八年任期内，尽管由于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战略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也消耗了不少财力，但小布什在任内成功避免了美元体系的崩溃。而以变革形象问鼎白宫的奥巴马，从2009年1月上台至今，在关乎美国国家竞争重塑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当然，奥巴马接下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留下的一大堆难题。他能做的，是在整固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同时，竭力通过国内改革消除经济积弊，并冀望通过启动新技术革命，强化美国的实体经济竞争力，进而为延长美元红利期奠定坚实基础。的确，美股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实体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依然位列全球首席地位，但美国格外担心的趋势变迁在这段时间还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地加速到来。

  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过去六年里翻了一番，2014年的名义GDP达到了美国的60%。而中国在贸易、金融和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尽管有些方面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但在某些领域已表现出相较美国的竞争优势了。更令美国焦心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实力不断提升的时候，越来越不愿意被限定在美国主导设计的秩序框架内，而在多方寻求对区域乃至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并由此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机制设计。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公共产品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换句话说，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与范式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一种制度安排，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竭力打造新公共产品，例如美国在加速边缘化WTO的同时，一边在按维护美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战略目标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美国主导、欧洲和日本共享红利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这些公共产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不仅没有太多福利效应，更是遏制他们竞争力的新剥削工具，自然难以获得全球性呼应。

  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却在不断透支其主导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国际声誉。没人否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没人否定亚洲开发银行（ADB）、美洲开发银行（IDB）等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区域公共产品的角色。就机制化的全球金融稳定秩序来说，IMF在过去70年间确实在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稳定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本质上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IMF，在其角色空间上却离真正意义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相去甚远。而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行动能力明显不足的IMF，尽管早在2010年即通过改革计划，将实际资本扩大到7200亿美元，尽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已经拿出真金白银表示支持，但作为IMF增资计划的首先推动者与最大股东，美国一再拖延该项提案，这不仅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遭遇重创，也破坏了作为G20精神支撑的隐形契约，即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支持，新兴经济体在条件成熟后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区域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对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这又使得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中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的言论，在凸显美国作为全球既有秩序体系主导国自私本质与国际行动能力下降的同时，更将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衡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

  从全球经济竞争与秩序变迁的角度而言，以亚投行（AIIB）为代表的新金融公共产品的出现，凸显了世人早已感受到的趋势：过去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与运营方面长期充当有限参与主体角色的新兴经济体，随着自身综合经济实力与机制设计能力的显著提升，如今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向世界提供有别于美国机制化霸权范式的金融产品与配套服务体系。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也有望在竞合过程中，逐步实现范式的转换，尽管这一过程有可能持续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