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宙洁 实习生 卢梦匀

  ○编辑 谷子

  一周前，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站在国际舞台上为亚投行投出支持票：这一机构之于全球经济秩序不是末日而是新起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也在近日发声：支持亚投行“理所当然”。

  两大国际组织首脑齐齐发声的背后，亚投行的关注度正在剧增。截至4月15日，57个国家均已经过多边征求意见的程序，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它们来自五大洲，其中包括四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超过半数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这让人们看到了金融多边开放的新姿态。

  这也标志着举世瞩目的亚投行从设想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的细节筹备阶段。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认为，亚投行下一阶段的重点，在于规则细节方面的协商谈判，而如何实现合作共赢成为各方愿景。

  金融多边开放新姿态

  尽管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其他国家仍可作为普通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亚投行的成员构成体现了其本质：它不仅是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同时也以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因此亚洲成员占70%十分合理。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不过，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指出，亚投行并非仅仅只是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而是投影到全球经济。亚投行本身的功能除了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欧洲老旧基础设施的更新。

  按照规划，各方将继续商定亚投行章程草案，并于6月底前签署章程。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15日表示，根据去年10月24日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

  国际金融专家们认为，接下来各方将就亚投行章程、治理结构、运营标准、投融资机制等规则细节进行协商谈判，这对于亚投行成功运转至关重要。袁堂军对上证报记者表示，2005年以后，公私部门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伙伴型PPP模式成为主流，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出来分担项目的部分风险。也通过配套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融资以保证资金规模，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推进金融机构或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等。

  探索合作共赢新模式

  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都帮助把中国丰富的产能、技术与资本带到国际市场，不仅顺应了潮流，也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作出贡献。陆红军预测，亚投行的设立让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麦肯锡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战略将给全球经济增长贡献80% 的地区经济带来提振，并且有望在2050年前将30亿人口带入中产阶层的行列。

  此外，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也有助于实现互利共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亚行等机构负责人都已表示出与亚投行加强合作的意愿，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联合提供项目融资等。

  世界银行总裁金墉近日表示，世界银行和亚投行能联手资助个别基础设施项目，或致力于区域融合。他称，“在适当的环境、劳动和采购标准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设立的新开发银行拥有潜力，能在促进贫穷国家和新崛起市场中成为新兴力量。”

  陆红军则认为，为了长远发展，互联互通不可或缺。“若是缺乏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使原本分散的市场更多出隔阂。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亚投行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世界金融开发体系中缺少的一环，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上万亿资金，只靠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世界银行行长的一席话，也更好地证实了亚投行与世行等机构需要合作这一点。”

  欧洲时报评论称，自身处于深度经济转型又被赋予更多国际责任的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不少内外兼修的改革措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效应就是其中之一。欧洲核心国家“入伙”亚投行，可能开拓一种双赢局面。在袁堂军眼中，中国所提出的亚太梦恰恰“吻合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分工调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