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和地位，需要有新的观察点和比较点，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追求。这就是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有序提升在全球层面的贸易与金融竞争力，积极介入以至积极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切实维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

  ⊙章玉贵

  在速度与激情比肩张扬的今天，中国经济呈现大幅放缓态势，对于习惯了高增长的广大市场主体而言，着实揪心。

  其实，这是以经济战略转型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诸多复杂矛盾，而实际经济运作往往是在发展中求解经济矛盾，何况在当今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最好之列。不少国家还希望通过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而用李克强总理日前在经济座谈会上的话来说，当前必然要减税，“工具箱”里还有不少政策工具。这也是他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我们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底气所在。

  因此，如若仅在技术层面讨论中国经济在今年能否完成7%的增长目标，已没有太多战略意义。中国需要真正面对的是：经济规模已迈上了十万亿美元台阶，既有增长动力已在衰减，而新的能引领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尚在培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究竟是要切实关注理性增长预期与有效增长目标的实现，还是为了完成较高增长目标而启动带有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工具，进而拖延经济转型，增加转型成本？显然，这对各级各地政府来说是相当难以取舍的。

  正如不少人所担心的，假如中国经济长期在下行区间运行，甚至出现大幅度滑坡，则由此引发的结构性乃至系统性风险可能危及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例如，大面积债务违约，失业率剧增，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等。也正因如此，央行自去年11月起启动了价格工具来刺激经济。不过，从政策施行效果来看，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盖因经济失衡的一系列后遗症仍在持续发酵。在另一个方面，产业资本大举进军资本市场，金融脱媒现象进一步加剧，房地产业发展大幅放缓，使得资本市场在录得表面繁荣的同时，其实也蕴含着不小的市场风险，而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巨大依赖又加剧了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难度。笔者认为，既然监管层已经向市场发出了提示性风险信号，则本轮沪深大牛市调整的时间显然并不遥远。

  真实世界的太多经济实践，尤其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史一再表明：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如若撇开这一核心要素，即便把凯恩斯主义拿捏得再准，恐怕也无法将中国经济引入下一个良性发展周期。

  因此，对于经济规模高达十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而言，理性增长预期与有效增长目标的实现，既是决策层面对经济增长约束条件时需要格外审慎思考的头等大事，亦是所有市场主体必须理性面对的共同难题。在经济增长新动力尚未真正来临之前，切不可再用适应性预期的旧坐标来奢求经济高增长。以当下的发展态势，若能在夯实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则即便有效增速低于7%，也足以确保我国步入顶尖经济强国之列。

  2014年，全球经济产出不到80万亿美元，我国占了12%左右的份额，就经济规模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超级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的每一步发展，势必将牵动区域乃至全球。而要启动这列载客量巨大的经济列车高速运行，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生产技术乃至人力资本，都是极为庞大的量化指标。因而，从支撑经济下一轮扩张的基本要素来说，我们不能再奢望天量投资还能持续，而全球出口市场的扩张也是相对有限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经济的增长要素中，净出口的贡献是零，消费和投资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周期，显然不是来源于对既有支撑要素所在领域的小修小改，而是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那样，要启动深层次改革。换句话说，政府手上掌握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要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除了简政放权，破除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之外，还要通过制度红利的释放，激活民间营商禀赋与创新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尚有巨大的改革与拓展空间。假如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尤其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那将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如若上述转型目标能够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我国应当可以避免萧条经济学的敲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奢望中国经济能够再次步入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周期了。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和地位，需要我们有新的观察点和比较点，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追求。这就是在夯实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有序提升在全球层面的贸易与金融竞争力，积极介入以至积极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切实维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