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对人民币汇率“估值合理”的评价，让市场对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乐观预期再度拉抬，尽管这一评价其实与人民币能否进入SDR体系没有必然联系。

  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为重要金融公共产品的IMF，近几年面临着其治理机制改革停摆的尴尬状态，承担维系全球金融稳定重任的IMF份额改革竟然拖了5年之久依然看不到践诺的曙光，实在是战后全球经济治理史上的一大笑话。也使IMF作为全球货币权力符号的边际影响力呈日渐下降之势。美国的不配合，令IMF总裁拉加德正面改革的士气严重受挫，已放话要启动“B计划”。根据业已披露的有关信息，B计划将绕开美国，有可能提升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

  姑且不论IMF改革的“B计划”会否成功，单就有关参与主体在IMF中的有效话语权而言，任何绕开美国的改革计划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很难取得预期的成功。其实，就IMF改革的整体框架来说，即便增资计划得到落实，即便中国成为第三大甚至第二大投票国，最多也只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修补。另一方面，因为对IMF改革前景失望，不少国家开始憧憬美元的替代性力量的发育，恰好在这个时间当口，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得益于中国庞大贸易体系的支撑，人民币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而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能力急速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生根，以及中国提供金融公共产品能力的突破性进展，有关国家也显著增加了对人民币的使用偏好，人民币在全球投资领域的使用比例以及储备体系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有序放松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管制。截至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的40个子项中只有4个不可兑换。考虑到金融稳定的需要，一国彻底放开资本管制并不是最优选择，因此，人民币其实已是相当自由的货币。假如年底之前央行解除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预计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就全球主要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随着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权重的不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也被广泛看涨。预计未来两年内人民币有可能被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且所占比重有可能达到10%。各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在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为重要支点的主线，并在欧陆、中东和北美等地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央行也在加紧构建全球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所有这些，均为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投资结算与储备货币体系中比重的不断提升，全球有望在2020年左右迎来货币格局变迁史上的“人民币时刻”或曰“人民币时代”。不过，如果将人民币的崛起视作对既有货币体系的颠覆性革命，恐怕既不专业也不实际。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与美元、欧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英镑和日元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就基本数据而言，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份额不足美元的5%，只相当于欧元的6.6%；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人民币的比重分别为60%、25%、1.98%；在国际债务和票据市场存量中，欧元所占比重约为45%，其次是美元，约为36%，英镑和日元分别为9.5%、2.2%，人民币所占比重不足1%。而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美元几乎是独家垄断，人民币只是在黄金交易体系中打开了一点点缺口。根本谈不上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

  在我国去年创造的高达10万亿美元的GDP中，真正得益于有效经济增长推动的比重不会超过40%，而其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成分又要减去一半。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长足进步并不能掩盖质量上的不均衡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虚弱。在全球主要经济大国中，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质量依然是最高的，其中尤以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基础最扎实。美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依然举世无匹的金融资本以及对高端贸易价值链的掌控，提供了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基础性条件。而美国花了200余年打造的上述体系，迄今为止依然不乏国际竞争力与活力。另一方面，美国还有中国所没有的机制化霸权体系。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美元的红利期。

  笔者判断，只有中国培育出一大批可与GE、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高盛等超级企业分庭抗礼的跨国公司，构建以中国为核心主导力量的亚太自贸区，并能较为自主地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则人民币作为中国在全球财富分割体系中的主角地位才能真正确立。而这个时间跨度没有十年是无法完成的。

  未来十年，美元在全球交易与储备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的确有可能减弱，但只要美国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金融市场不出现根本性衰退，美元仍将居于全球主导货币地位。全球或许在2030年形成美元、人民币和欧元三边均势的货币格局。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