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东

  40多年间，美国吹起了一个超级“纸币泡沫”。经济也在这一泡沫里走向过度金融化和消费化。美国相当部分政治观念、政策战略和军事运行也是以此泡沫为支撑的。但这是脆弱而难以长久持续的。仅从过度金融化这一点看，美国似很难避免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

  人们一般将尼克松关闭美元黄金兑换窗口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实，这只是作为该体系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的终止，而整个体系的网络形式和机构继续得以保留，并一直运行到今天。有人将此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这也未尝不可。但就以美国财政部为中心，居于主导货币地位的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构成的两个政策抓手所形成的整套机制在1971年之后照常运作并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来看，并未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因美元脱离了黄金的束缚，这套体系反而被美国政府把控和运用得更加自如自主。

  只要IMF与世行还能聚集一部分资源，世界某些地区对这些资源还存在需求，就足以使美国财政部的决策具有全球效应，或像有学者所称的“美国财政部的国际化”。美国在这两家机构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就是其绝对主导的明证。

  最先出自凯恩斯之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想，若只从凯恩斯一贯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看，很难理解从一开始就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因为凯恩斯最希望摆脱金本位，甚至将黄金诅咒为“野蛮时代的遗物”。或许是凯恩斯已洞察到，若不给美元带上一个笼套，美元必然会成为美国政府借助国际货币体系框架而肆意操纵与把玩的利器。这件利器伤人也伤已。所以，尽管不情愿，还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置于金汇兑本位制基础之上。甚至，凯恩斯当时所设计的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也是以黄金为基础而定义的计价单位。当然，美国为了进一步打通其商品行销全球的市场渠道，确保出口收入与盈利的可预期性，也希望建立以黄金为核心定价基准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使汇率结构相对清晰稳定。

  即便如此，在1950年至1970年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也并不顺畅。特别到了六十年代末，围绕国际收赤字、黄金美元外流、美元平价等问题，美国与快速增长且不断积累盈余的法国、德国、日本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突出。尼克松及其顾问们，以为通过停止美元可兑换性，彻底摆脱黄金，不仅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前几届政府的问题，还能借助IMF和世行的全球性机制，利用大幅贬值的美元，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再企求随着国际收支改善而逐渐恢复美元币值，以巩固其全球本位货币地位。但这只是逻辑而不是现实。自那时以来，美元一直处于趋势性贬值之中，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连同其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扩大，靠充斥全球的过剩美元的回流来为其“双赤字”和私人债务融资。

  40多年间，美国吹起了一个超级“纸币泡沫”。经济也在这一泡沫里走向过度金融化和消费化。美国相当部分政治观念、政策战略和军事运行也是以此泡沫为支撑的。但这是脆弱而难以长久持续的。美国能否避免其前辈大英帝国的老路，现在还看不出肯定的答案。至少有一点不同于19世纪末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英国，那就是，美国现在手里握有世界货币印钞机并支配着IMF与世行。只是，肆意印刷美元纸币，是损人一百自损八十的手段。IMF与世行也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美国通过IMF与世行，在上世纪70、80、90年代先后于拉美、东南亚、中东欧地区，实施了附着一定条件的“发展政策”，在使其门户开放、市场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也借以使这些地区的市场美元化。但是，随之而来的“拉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东欧“休克疗法”的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尤其IMF与世行的信誉大损，相关经济体不再那么信任与依赖这些机构。

  另一方面，2008年源自美欧的货币金融危机，特别是迄今仍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的欧洲，当然希望IMF出大力救助。但是，过去5年多 IMF的表现及其效果，远不能满足欧元区之需。欧盟已不再将主要希望寄托于这一组织。相比于越来越大的危机，IMF积聚的资源远不具备人们所期望的足够能量。由欧洲人一直担任总裁的IMF不是没有努力去寻求壮大途径，比如，想通过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基金份额而大规模增资，却被美国一票否决而难以成行。这使得IMF无论在发展中地区，还是在欧美核心地带，均变得日渐尴尬。

  今天，无论世行还是IMF，在内部治理结构、决策程序、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方向与操作方式、人员配备与结构、工作效率等诸多方面，日益庞大、臃肿、复杂、官僚、烦琐、低效，甚至积重难返，财务可持续性令人担忧。这与该套机制最初设计者的初衷渐行渐远。基于以上情况，伴随地缘政治的缓和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开展，各大洲的主要经济区域，目前基本都建立了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有些地区还不止一家。这既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补充，也是一种效能敦促。

  仅从过度金融化这一点看，美国似很难避免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将资本划分为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将金融资本视作“圣灵”，是随着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不断积累而发达雄厚起来的。有着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希亨，将金融资本视为银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与互动”。有的学者，又将法希享定义的金融资本与“金融性资本”加以区别，用后者来指称着眼于“钱生钱”而主要呈现投机性特征的货币资本。布罗代尔与法希享均以欧洲大陆的资本与经济变迁史为背景来定义与理解金融资本，都未涉及“金融性资本”，但其确实存在，尤其在英美经济体中还在不断壮大。

  如果脱离商业与工业资本的“金融性资本”过于庞杂，甚至处于支配地位，就会带来美国经济学者明斯基强调的“金融市场不稳定性”，“明斯基时刻”危机也就一而再地发生，不断侵蚀着经济根基，这正是过度金融化的必然结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