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狮子银行：百年汇丰传记》

  ⊙徐 瑾

  无论世事如何更迭，汇丰始终是一个传奇。

  英国商业历史学家戴维·凯纳斯顿、理查德·罗伯茨所著《狮子银行：百年汇丰传记》，堪称近期商业史写作的力作。这本书在汇丰集团授权之下写作，两位因此得以查阅诸多汇丰尘封的档案，展开很多内部访谈，当然作者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通观全书，两位作者其实不仅在记录汇丰的历史，也写出了一个时代的侧面。第一作者戴维·凯纳斯顿在英国颇受赞誉，所著多次获得图书奖项提名；他不仅写作过英国战后历史、《英国家庭和现代英国》，对金融史也一直趣味浓厚，此前曾写过伦敦城的历史和英国《金融时报》史。第二作者理查德·罗伯茨是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也曾写过金融历史方面的著作。

  我读过一些写汇丰银行乃至别的机构的传记，坦白说，大多可看可不看。我原以为《狮子银行》也是如此，但偶然拿起之后，发现这部大部头著作信息量不少，原因不仅在于汇丰银行给出的授权及独立许可，更在于作者立意宏大，将汇丰放置在中国香港乃至全球的经济更迭的大视角中来审视，这一手法，自然与传主授权关系不大，而在于作者的眼界以及心机。

  生活在经济不断裹挟一切的社会，商业史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遗憾的是，伟大企业来了又去，而伟大的著作则日渐稀缺，近年读到的相关著述都不太令人满意。对于国外而言，或许最近当红企业都是IT新贵，互联网历史也不过二三十年，尚未定型，而人物也尚待完善。对于中国而言，情况又有所不同。热过一段时间商业历史写作，不少流于自吹自擂的企业传记或基于成功学角度的企业家传记，这使得这类图书注定生命短暂，无法流传——这是中国企业的遗憾，他们的一切淹没在时代喧嚣之中，这也是中国商业史写作的遗憾。我国已催生出了诸多市值惊人、体量巨大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企业三十年筚路蓝缕，其故事性及戏剧性不会欠缺，但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商业史作品。原因恐怕在于企业不愿意让渡给作者更多信息，更不愿意让渡给作者独立的判断与思考空间，而没有了平等与独立，在任何领域都不会产生重要作品。

  即使在今天，汇丰银行在香港仍旧被称为“洋行”，而在内地也更多被视为一家英国银行，其实，汇丰不仅过去与香港渊源深厚，其成长乃至发展也拜香港的机遇。汇丰的英文缩写HSBC代表着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不仅标示着汇丰与中国150年的历史渊源，更标示着汇丰曾是中国近代金融沿革的一个重要篇章。汇丰1865年3月在香港创立后一个月，在上海的分行开始营业，7年之后，汇丰已被认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上市公司”。当中国还是以钱庄为主之时，汇丰在清政府赔款事宜中与政府保持了良好合作，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汇丰发挥着实际上的中央银行的作用，直到1929年之前还是海关收入的报关银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侵入上海租界，汇丰在中国内地运作大受阻碍。汇丰在亚洲的42分行有36家落入日本人之手，有162名欧洲员工被囚禁，银行总经理祁理宾（Vandeleur Grayburn）甚至被折磨致死。1945年之后，汇丰在上海重新获得了被日本人没收的资产，汇丰高层一度期望业务重整，但结果却“举步维艰”。英国人明白，一个时代终结了。现有记录表明，早在1947年，英国遣华贸易团就报告“几乎所有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在战后都把驻华主要办事机构从上海转移到香港”。

  在战后的历史格局下，作为一个开放的口岸，香港在冷战的夹缝中获得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无数人涌入小小的弹丸之地。日本占领期间，香港人口是60万，而到1946年就已迅速增至160万，十年后则是260万。在涌入的各色人等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不仅带来了资本，遂使香港崛起为工业中心，汇丰在1946年在香港重新全面开始业务之始，就一口承认日本在1942年以汇丰名义发行的1600万港币有效，而且对公共事业以及私人企业都给予了更宽松的信贷支持，这些举措，使得汇丰在香港地位日渐牢固，甚至在日后获得了“准中央银行”的待遇。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已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外资银行网络，随后更是崛起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立足香港的汇丰银行，在80年代后开始了在全球收购步伐，随着90年代将总部迁往伦敦，汇丰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其香港特色似也逐渐在被人淡忘。如今汇丰集团官方自我介绍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在欧洲、亚太区、美洲、中东及非洲等7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6100个办事处。

  作为一家从香港起步的全球银行，汇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步伐，收购是其必然步骤。但收购只是开始，整合才是关键。大手笔扩张埋下诸多隐患，规模扩张必然带来管理的复杂性，一方面如此规模扩张是否会稀释汇丰的企业精神？汇丰从收购香港恒生、美国海丰银行开始，有一个习惯不改：不仅保留原有机构品牌，而且给予这些机构很大的独立性。而这些收购交易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监管部门的介入也足以让各方精疲力竭，而这些交易中正包含了日后传出避税丑闻的汇丰瑞士私人银行。

  任何事物能延续百年，背后多半有其理由，对商业历史来说，一家百年老店，延续的原因多半与企业文化或者说企业基因密不可分。这对汇丰而言是什么？那么到底是什么特质让汇丰如此不同？汇丰何以被认为可靠？本书作者查阅诸多内部档案，访问诸多关键人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有一群人最能代表汇丰的特质：这部分人在20世纪60年代前还被叫做“远东员工”，1977年之后则被叫做外国员工，之后再是国际行政人员，之后又是国际经理。

  这群人的特质甚至可追溯到汇丰成立之初，或许还带着一些维多利亚时代公学推崇的价值观，他们往往是英国侨民，上过公立学院，喜欢英式橄榄球，在1977年前普遍是男性。在1977年集团总共有341名国际行政人员。他们会在伦敦呆上几年，然后进入香港的成型期，这一阶段他们住在香港太平山云岭的单身宿舍之中，在长达14个月的学徒时间中学习各类银行业务——这看起来有点类似军训。事实上，汇丰管理一直带有准军事化特色，一位汇丰高管如此回忆：“在我学徒的时候，银行主管并不管你做了什么，但他要求你每天最晚八点半以前端坐在办公桌前。在球场上或公众场所，决不能让他们失望。”

  国际经理体系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外企流行的管理培训生，但显然汇丰给出的承诺以及付出更多，即银行提供终生雇佣，而他们的回报是绝对忠诚，学成之后他们往往会被委以重任，甚至派往他国，不仅他们服从，他们的太太也给予支持。这个体系看起来有些令人困惑甚至封闭，但事后来看似乎正是汇丰运转良好的根基所在。这个体系的优点在于选拨通才，这些国际经理不仅了解各项业务，而是被认为携带集团基因，能迅速在全球各地随时“救火”，他们也往往因此成为各地“土皇帝”。比起很多外资企业流行的条线化管理，汇丰更为信赖区域化管理，这使得权力得以下放，而且更为灵活，但前提是人员可以信赖，风险可控，国际经理体系对于这两点无疑给予了保证。

  或许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是，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网点一直存在，哪怕在“文革”时期也在勉力经营，是中国内地1949年后为数不多的几家外资银行，有所谓“老四家”之称。当2007年随着WTO对银行业的五年宽限期到期，中国放开外资银行法人注册限制之后，汇丰成了首批获得批准的四家外资银行之一，注册地同样选择上海，历史又开启了新的一章。

  点检汇丰150的历史最终会发现，无论来来去去，香港始终是汇丰的中心，甚至除了我们常说的HSBC之外，其实汇丰在香港曾经为人熟知的叫法是HONG KONG BANK（香港银行），两者在英文语境中都可表示汇丰。可以说，作为一家银行及银行集团，汇丰把“在商言商”做到了极点，无论环境怎么变，始终紧盯商业机会。这正是汇丰从香港海滩边小银行历经风雨蜕变为全球性金融巨人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