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泰勒·考恩《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

  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

  ⊙严杰夫

  从1880年到1940年，150年之间，科技革命让整个人类社会日新月异，人类为现代社会的“降生”而准备的发明清单根本无法悉数列举。然而，今天，我们或许偶尔还会为这些看似平凡却实则伟大的发明而暗自激动，却已无法真正道清它们的价值。曾几何时，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点点改变都会令人心潮澎湃。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许多人对科幻小说中对未来世界的描写憧憬不已。但今天已不会有太多人确信作家们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描写真的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人类社会已达到了可以满足的高度，抑或是人们失掉了追求创新的动力而陷入“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观点是，类社会在科技发展等方面或已进入瓶颈期，迎来了“大停滞”。考恩曾在《创造性破坏》和《创造你自己的经济》等作品中，详细讨论过现代社会的创新。而在《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中，他的讨论将视野聚焦在现代创新的经济贡献上，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创新的真正价值提出了怀疑。

  事实上，在考恩之前，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的政治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以及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也都曾有过类似思考。2012年，福山和蒂尔还就此有过一番长谈。而据透露，考恩就是在蒂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大停滞”理论的。当然，考恩对于“大停滞”现象有着他独特的思考角度。他提出，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大停滞”，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曾拥有的“低垂的果实”基本被采摘完了。

  “低垂的果实”是考恩“大停滞”理论核心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中能获得的“唾手可得的物质财富”。考恩在考察了美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后提出，从17世纪以来的300年中，美国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唾手可得”的状态中，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大量的“低垂的果实”。具体而言，这大致可被分为三类——大片闲置的土地、大量移民劳动者和强大的科技。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低垂的果实”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率也随之明显放缓。于是，“科技处于一个高位停滞期，而我们恰恰坐在最顶端”。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国人快要将前辈祖先创下的老本吃尽，却仍未栽种出新“果实”。这种困境，正是造成目前美国社会陷入“大停滞”的根本原因。

  或许，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会发问，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革命不可以算是人类社会的“新科技革命”？考恩承认，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且将会对下一代产生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但关键在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的“低垂的果实”更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和电脑中，而不是经济的创收部门。也由此，考恩借助他经济学家的专业视角，对现代兴起的“互联网革命”提出了反思。

  考恩提出，互联网是公共产品，但我们却不能因之而自动受益——就像我们从之前的电灯、电话等发明创造中获得的益处；另外，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只在个人层面上实现，而不会出现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上，使用互联网或许反而有可能会降低GDP净值；相比于之前的科技革命和科技突破，网络活动创造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收入要少得多，至少在经济学上，网络创新为人类社会贡献的福利可能并不如所预期的多。

  考恩的这种质疑，与彼得·蒂尔的观点不谋而合。蒂尔在《从0到1》那本书也曾批评人们将过多精力放置在互联网创新中，而在同样重要的生物技术、太空探索、能源替代等科技领域，人们所花费的精力则要少得多，以至于过去几十年内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无论考恩还是蒂尔，他们对人类社会革新过于倚重互联网的担忧或许自有道理，但他们将人们过于偏爱互联网经济视作科技乃至于经济发展陷入“大停滞”的原因，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例如，考恩认为互联网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统计数据下滑的现象，就值得推敲。到底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不适应我们已习惯的统计方式而使新经济模式有问题，还是传统统计方式已不适应新模式的需求而亟待做出改变？很显然，互联网经济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所带来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是经济结构的重塑。因此，传统的统计方式已不适应新经济模式的需求，自然也就无法真实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斯蒂格利茨会言，“一方面，GD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早高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和数字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

  互联网经济无法给人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与传统经济的供需模式不同，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共享模式，它使传统供需两端的界限变得模糊：你每一次利用自身优势和长处向他人提供的“援助”，都可能产生经济回报，这种回报的价格或许低于传统产业部门提供的价格，但所获机会（订单）却将远多于传统产业部门。优步“Uber”就是最佳例子，它通过自身的平台为人们提供拼车服务，让许多普通人有了开展“第二职业”的机会，你只要有一辆车，不必多豪华，就能加入Uber服务平台。Uber还将这种共享模式延伸到餐饮配送、礼物配送等领域。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最大魅力。

  互联网经济还在塑造许多新的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生产流水线、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或许会有所衰退，但以路由器、网络通信设施、传感器等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将酝酿更大机会。互联网经济的更迭速度更快，对设施布局的延展性要求更高，也就会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正如《大数据时代》的作者徐子沛所说，互联网在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时代，一定会创造出更加巨大的经济价值。

  当然，上述商榷无碍我们对考恩“大停滞”理念的全面认识。特别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如何避免“低垂的果实”过早被采摘殆尽，避免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是极为重要的课题。考恩为美国社会提出的建议，或许对我们也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例如，提升和创新政府的监管水平，不要过于高估经济发展前景，不惜投入为未来培育创新“果实”，都是值得我们采纳的良策。最关键的是，我们应更重视科学家的作用。因为，无论现在已获得实质性突破的互联网经济，还是其他尖端科技领域，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收益，或许无法简单定量统计，却是我们培育“低垂的果实”所必需的付出。那样，“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才不会沦为纯粹的口号，而真的成为全社会共同持有的信念。所以，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提高科学家在全社会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