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瑾

  如果说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则堪称当今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双重明珠。面对这一宏大题材，任何有雄心的写作者都忍不住尝试。于是从经济学家到财经政要，都纷纷著述，媒体人也不遑多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新著《转型与冲击》即是其中大部头。

  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的马丁·沃尔，堪称财经评论员的职业楷模。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虽然没有博士学位，却获得不少荣誉教授称号。除了担任FT首席评论员，他还出任达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按照中国经济学家家余永定说法，马丁·沃尔夫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这从本书诸多财经大腕的推荐及致谢名单可见一斑——既有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左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马丁·沃尔夫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英语优势及FT地位等外在因素，他本人的判断力尤其重要。我最为欣赏他一点在于，他的评论不仅专业，能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又能跳开主流习惯影响与意识形态窠臼，以中立而务实的眼光去体察财经大事——理解专业而不迷信专业，与业界联系密切而又保持独立，这其实正是媒体人作为意见领袖的最大优势之一。

  《转型与冲击》（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英文名来自两位经济学家Douglas A. Irwin、Kevin H. O'Rourke发表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EBR）的论文《Coping with Shocks and Shifts: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在这两人论文定义中，“shocks”(冲击)表示世界经济居然进入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以及政治经济冲突，而“Shifts”（转变）表示缓慢而长期甚至有些痛苦的改进与改变。这一名词被马丁·沃尔夫借用来讨论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金融危机颠覆了诸多观念。诸多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让经济学面上无光，财经媒体也在反躬自问。多年来，马丁·沃尔夫一边以分析世界经济为职业，一边为全球化呐喊不已，但他也承认没能预计到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政治混乱，而其中不少成因与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密切相关。他认为他的失败在于缺乏想象力，没能预料到西方金融系统会如此垮塌，“我依赖于一个心理模型，在这个心理模型中，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存在再一次发生“大萧条”的可能性，甚至“大衰退”也不可能。”

  这种负疚感部分成为《转型与危机》写作动力，他通过他的学求学之路来反思主流经济学。他是奥地利移民后代，其哲学观念深受身剧作家及记者的父亲的影响，即“自由主义民主”，这一价值观衍生到经济学，使得他一方面鼓吹全球化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坚定自由市场的信念。不过实际如何和应该如何往往并非一致，世界如何运行和个人价值观之间也可能存在鸿沟，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加大了这一鸿沟，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马丁·沃尔夫上世纪60年代在牛津读书时曾对凯恩斯有兴趣，随后则投身于推崇市场导向的经济理论的运动之中，这也对应着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兴起，对应着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大刀阔斧改革，所以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给年轻的沃尔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如今，金融危机动摇了沃尔夫对于均衡的信念，也重燃了他对于凯恩斯的兴趣，“80 年之后，我们面临着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不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对我们的警醒。于是，这次危机改变了我思考金融、宏观经济学以及两者之间关联的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思考金融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促成本书的那些观点让我离自己45 年前的态度更近了。”

  难道金融危机使得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难道马丁·沃尔夫转向不再信奉市场经济了？答案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在真实而且不断演进世界之中，政府和市场地位不是由大小来决定，而由是否可以负责、是否可以问责来界定。一方面，在过去放松管制的潮流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吹大信贷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其代价却是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另一方面，在承担了监管、养老等诸多公共责任之后，再在期待现实中一个无所作为的小政府也已很不现实。

  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未必泾渭分明，从某种意义而言，哈耶克代表一种对于自由市场的长期价值底线，而凯恩斯代表面对危机时刻的短期政策，两者不仅互为补充，也在碰撞中决定了经济周期及政治的思考。这本身就取决于我们对时间长短的看法，在危机之中，对金融业乃至需求不足的救赎与出手，往往有其必要，但应掌握度量，否则即使短期刺激有效，也会衍生漫长噩梦。

  危机并未过去，而且理念之争也在公共政策之中反复上演。目前多数国家的经济总量仍未能达到危机前的峰值，而复苏之路则面临修复金融系统、债务、需求不足三大问题，这其中不同思路也代表不同经济学理念的冲突。马丁·沃尔夫讨论了四种解决思路，即新正统、破产清偿主义、超越新正统以及激进重构。这四大思路囊括了当下主要经济体的解决思路，但每种思路存在短板以及争议，马丁认为最佳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融合，“因为没有一种能够垄断所有智慧。”

  展望长期，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结构改革，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过程揭示了没有一劳永逸的思路，融合、妥协或许是更为务实的道路。一系列问题昭示了人类正在走向金融与经济无比融合又动荡不休的年代，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遭遇挑战，而边缘经济学家则受到关注，其中最被低估的就是后凯恩斯主义代表海曼·明斯基。马丁·沃尔夫认为他对于经济的洞察没能经受起明斯基的检验。

  在1982年，明斯基曾如是发问：“‘大萧条’还会再次发生吗？如果会，为什么在‘二战’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再现呢？在回顾历史记录和过去35年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理论。在该理论中，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自发地进入‘大萧条’状态。”

  《转型与冲击》无疑是在准备回应明斯基这一发问。事实上，无数精英也以行动以及著作回应，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还有太多问题需要梳理和探究。